我的忘年之交

我的忘年之交

陳真
2025.09.28.

講到柏楊，講點八卦，不過這和世界和平無關。

柏楊1977年出獄，出獄後兩年，我就認識他了。起因於他寫的一篇文章，提到說發燒會把腦子燒壞。

因為柏楊早年的雜文集經常鼓吹我們應具有科學理性精神，應就事論事，不怕權威，不和稀泥，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請報社轉交給柏楊。

我在信裡說，柏楊先生您說錯了，發燒不會燒壞腦子，因為我們大腦有個調控體溫的中樞，不會燒壞腦細胞。腦子如果壞掉，是因為病原體或發炎所致，而非體溫。

柏楊很快就回信了，他不服氣，認為是我觀念錯誤，還詢問我的生物老師的名字，說要找他糾正，希望他別誤人子弟。

柏楊很溫柔，很幽默，沒大沒小，老少咸宜。但他很熱情，個性有點倔，有點孩子氣，似乎還有點衝動。許多時候，我彷彿在他身上能看見自己的影子。

於是我們ㄧ老ㄧ少就開始這樣一來一往地通信。柏楊大我四十幾歲，他那時候應該快60了，而我還是個高中生。

柏楊出獄後，娶了第五任太太張香華，她是我在建國中學高一時的國文老師，只教了一小段日子，溫柔婉約，聲音動人。

準備上大學那一年的夏天，我常去台南市長榮路一家圖書館看書，裡頭有很多平常看不到的禁書。有一天，有個大約二十幾歲工人模樣的男子走過來，找我搭訕。他說，”同學，你怎麼會看這種書？” 我記得當時正在讀前衛出版社的一本叫做 “自由主義” 的書，殷海光的學生林毓生寫的。

那個來搭訕的人自我介紹說他就是這間叫做 “功能圖書館” 的主人。這圖書館不收任何費用，甚至採良心制，無館員監督，只需自行登記，便可以把書借走。

他說這圖書館是他自掏腰包所成立，每個月薪水不過兩萬多，長年省吃儉用，希望多買些好書來推廣。他認為人民的文化素質很重要，比政治本身還重要，所以窮一己之力，立志推廣知識。

我把這事告訴柏楊，柏楊聽了很感動，於是就說他可以商請出版社不定期寄一些書送給我們。柏楊也把他寫的各種新書或舊書，經常會寄送給這間圖書館。柏楊還介紹我認識一些作家，請他們贈書。

我和柏楊除了通信，也偶爾打電話，他告訴我很多往事，常讓我在電話的另一頭熱淚盈眶。

他幾次邀我去他家作客，但我始終不曾赴約，幾十年從未與他見面。為什麼呢？因為我加入黨外，風波不斷，威脅不斷，殃及父母，常感覺心裡很疲憊。再加上極端貧窮，實在沒有多餘的金錢和心力特地從高雄跑去台北新店找他。

不過，這些其實都是次要因素，真正讓我裹足不前不願受邀的原因是，我覺得，跟一個自己所尊敬的人相處，就維持這樣一個距離就好，走太近往往容易起變化，維持一個美好的感覺與不遠不近的距離似乎最好。

1997年，我去英國求學前夕，寫了一篇公開信刊登在許多報章雜誌上，題目叫做 “不捨夢想，告別台灣親友”。柏楊看到這封公開信，於是寫了一封信來，信裡說，他覺得我有點多愁善感，希望不要太糾結於個人的痛苦與受難。他說，歷史上無數的人，曾經遭受遠遠比我們還要更巨大的痛苦，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個人這麼一點痛苦，實在不算什麼。

他還寄來一張卡片，記得上面寫著：”以筆為帆，祝你一路順風”。

出於忙碌，我沒有回信，而這也是我跟他的最後一次聯絡。

十年後，2007年，我返台定居，第一個想見的人就是柏楊，但因為忙於照顧病重的父親，心力交瘁，ㄧ夕白髮，遲遲沒有行動。隔年，2008年，柏楊就過世了，在我心裡留下一個很深的遺憾。

柏楊和范光棣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們待我如知己。他們的過世，似乎也帶走我心裡深處一些東西，經常感到特別寂寞，彷彿再也沒有什麼人在乎我了。

我這輩子寫了四十幾年，幾千萬字，一大半束諸高閣，另一半就貼在自己的幾個留言板上。

不管寫了多少，我心裡從未有讀者的存在，即使是關於現實世界的文字，也只是自己寫給自己看，就像自言自語那樣。

當一個人自言自語時，他心裡空空蕩蕩的，彷彿這個世界跟他沒有一點關係。當他自言自語時，旁人即便聽見了，他其實也沒有意思想講給誰聽。

我沒有一絲發表慾。范光棣過世前，一直急切聯絡我，說要幫我出書。他說，只要我點個頭，他可以幫我包辦一切，尤其是出版那些從未發表的哲學筆記。

但是，儘管他再三勸說，我還是沒打算出書，這不單純是因為寫得好不好的問題，更是因為我實在不想跟這個世界有太多瓜葛。尤其是在我父母過世後，似乎帶走了我每一個明天，只剩餘生，再無前路。

父母的離去，讓我覺得自己似乎更少了一些虛榮，卻多了更多的寂寞，原來孤兒就是這樣一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