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狐狸又像刺蝟

像狐狸又像刺蝟

陳真
2022. 08. 24.

我在心理上常有一種強烈的抗拒去說明某些想法，不光是因為它們本質上難以(用通俗語言)說明，而是因為那樣一些說明往往於事無補，缺乏實用價值。說到底，許多時候我畢竟是個實用主義者。就好像面對一台影印機，你只要學會怎麼操作就行，至於它背後的什麼靜電原理、光學成像原理，那就不干一般人的事了。

通俗有個俗字，聽起來好像矮了一截。理論有個理字，感覺高尚許多。其實，高低之分，duck不必。許多時候，我還挺看重通俗，看重實用。我過去有幾篇英文的文章談維根斯坦的哲學本質，就是賦與它這樣一種性質，簡單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那就是pedagogical(教學的)。

維根斯坦生前寫了一兩千萬字筆記，相當可怕，數量跟我有得拼。但他其實翻來覆去不斷在講同樣的一兩件事，就像一本說明書那樣，反覆說明某一台機器。維根斯坦自己的說法是，他覺得自己就像個導覽員或傳教士，用各種不同方式反覆介紹同一個東西。

我的文字也有兩種，其中一種是不需要聽眾的，專注於真理，專注於一己之思，就好像企圖找到某個數學定理始終都不需要聽眾一樣，你根本不用去管聽眾的反應，聽眾是愚或智，統統與你所專注之事無關。

真理該有多少難度就任它有多少難度，微積分該當如何便如何，而不需要為了讓聽眾聽懂而改變訴說方式。降低難度。

另一種文字就得考慮聽眾的感受和理解方式了，因為它是pedagogical。簡單這麼說：我得努力想辦法讓聽眾們聽得懂才行。即使是個三歲小孩，我更得想辦法去理解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到底是怎麼看待世界的，我得想辦法用他所能理解的方式反覆去教他，看能不能讓他從不懂到懂，從妄想或胡思亂想到真實信念。

我本來是要寫所謂言論自由，但覺得累，覺得煩，總覺得講這些東西的內在性質其實很荒涼，很無謂，寫來又臭又長。在某種意義與用途上，我們只須懂得如何操作影印機就，至於它背後的原理，那就不干一般人的事了。

我很討厭市面上一種約定俗成的集體態度，比方說講到什麼言論自由，就講得好像什麼不證自明的寶貝似的，講得好像它不是人工產品，而是長在樹上的果實那樣自然，甚至還說什麼100% 純天然呢，講得煞有介事，非常反智，難以與言，聽了實在很無奈。

當眾人把什麼言論自由講得如此天然美妙時，你若不折不從，彷彿就不文明不道德了似的。

其實呢？最野蠻的原始人時代，言論自由肯定最充份，他愛說什麼就說什麼，自由百分百。可是，那是野人，不值得羨慕。文明人才不會想要什麼100%的言論自由。要不，難道你可以每天用幹你娘問候你的老闆？或是為他畫一幅性交圖，看你能維持多久的100% 言論自由？幾年前，法國興起一波全球性的所謂 “我們都是查理” 的傻社運便是如此。千萬可別算我一份，我才不是查理，我沒那麼沒水準。

你能瞎掰說飛機上有炸彈或在電影院大喊失火嗎？當然不行。特別是當麥克風根本就掌握在敵人手上時，言論自由基本上就是一種骯髒透頂的思想恐攻武器。

古希臘有一則寓言，狐狸想盡方法想吃刺蝟，哪怕使盡千方百計還是吃不到，刺蝟就只會一招，但那就夠了，於是產生這麼一句諺語：「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

從這寓言的上下文來看，顯然刺蝟模式是高出一籌的，比較厲害，很多人於是就以刺蝟自況，以示思想不凡。但我覺得，我們為什麼不能像狐狸又像刺蝟呢？沒必要二選一吧？我上面說的兩種文字，一是專注於真理型，一是通俗於教學型。前者無須聽眾，後者卻得心懷天下人，若在島內，尤其要心懷腦殘。

腦殘真的是有福了，哈巴狗電台是他們的，為他們而存在，為他們而發出一點微小但篤定的光芒。

反之，真理則不需聽眾，更不急於訴說；畢氏定理就算晚三千年發表，依然真理。維根斯坦曾經說，沒有人會去在乎康德的寫作究竟是寫於兩百年前或五百年前。誠哉斯言。我們抬頭看著滿天繁星，感動之餘，大概也不會在乎星子們真理般、詩一般地存在，究竟是存在於三億或五億年前，一樣燦爛。

但是，教學文字不一樣。它是為聽眾而存在、而想方設法的。真理惟一，但教學方法卻千千萬萬，千千萬萬個方法全指向那惟一的東西。因此，我們一方面得像個刺蝟，只拜一神，只談一局，只見一個世界。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同時狡猾得像隻狐狸，一會兒說這樣，一會兒講那樣，花樣多，方法多，目標卻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