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光棣過世前跟我講了件趣事，他說他被送進開刀房時，感覺有點累，一會兒就睡著了，醒來後跟護士說 "不好意思，剛剛睡著了，妳們可以開始麻醉了"。護士笑笑說，"你已經開完刀了啦"。

他第一次中風時，我跑去新竹看他。他說他不想忍受晚年臥床之苦，所以上網在美國某個網站買了一顆安樂死的藥丸，必要時就吞下，像電影演的那樣，瞬間斷氣。

每次病情惡化之後又撐了過來，他都說像走了一趟地獄那樣痛苦。一趟又一趟的地獄行，但他始終沒有吞下那顆安樂死藥丸，一直忍受著病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我知道那是因為他一直懷抱著對於明天的希望。

物傷其類，兔死狐悲，他的離世，以及高達（Jean-Luc Godard）的安樂死，陰陽永隔，至今讓我感到寂寞，就像個未亡人，心裡一片孤寂。

我不是什麼奇人，而是太正常，故顯奇特。如果人生跑得最慢的是冠軍，那我肯定得金牌，因為我彷彿從未離開一步。

這些年，我發現一個我過去從未仔細想過的事實，我發現，大部分人在成長與得意或落難的過程中，似乎把一些珍貴的東西全都給賣了，而我想保有那些非賣品。它在我在，它亡我亡。

很多故事只存在於頻率相同者腦海之間與心靈深處，百年之後，你我都不在了，故事還在嗎？許多時候，我真希望能夠有自己的一點時間，讓我把腦海裡的或心裡頭的一些在我看來真正重要的東西，哲學也好，故事也罷，用適當的語言，好好地寫下來，或做個整理。

范光棣過世前不久，大約過世前幾個月吧，寫信要我接起電話（我平常不接電話），說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原來是想利用他在世最後一點力氣幫我出書，要我把所有稿子都寄給他，他說他能一手包辦，完全不用我費心，我只需要審核最後成品。

我跟范光棣第一次見面是在1999年的春天，地點在劍橋三一學院，他說他為我打破了三十年的慣例，接受劍橋大學的邀請，重現學術江湖。

我很感謝他與我相識二十五年來，始終不曾對我失望。如果有一天，當我也走到了生命盡頭，我心裡還能掛念著哪些人與事呢？

人人都說我愛你，但是愛字要怎麼寫才算回事？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有個人，在他來日無多之際，卻急切著想用最後一點力氣來為你辦點什麼事，那你就應明白，這是一份什麼樣的情感與信任。

我在 "維根斯坦與梅艷芳" 一文中曾提到一件罕為人知的往事。維根斯坦在他罹癌末期自知來日無多之際，打破他過去與世疏離的慣例，主動要求拜訪了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對於維根斯坦的到訪並不放在心上，甚至輕忽以對，草草打發。

幾天後，維根斯坦死了，朋友們方才意識到維根斯坦的唐突來訪是一份什麼樣的心意，可惜再也見不著他最後一面。

不管范光棣怎麼鼓吹，我還是沒答應讓他全權為我的所有文字出版。我之拒絕，不是因為客套，而是我知道一切都還差太遠，根本不值得出版。但我很感激他在生命的盡頭，卻還想要為我出書。

我給范光棣老師最後寫的一封信全文是這樣：

"活著不容易，面對各種難關風雨，我自己倒不怕，但總是很捨不得親友必須經歷人生這一切。

想到小孩很可能不久之後就得孤獨面對一整個人生的所有一切磨難，我心裏頭就下起了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