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有另一条叫聚众滋事罪，两条罪名都很大、罪罚都不轻，而且所涉范围广阔，铺天盖地，无所不包。该法并无太多具体内容，执法者可以随意抽象引申，立法精神类似台湾当年的刑法一百条。一般公职要员无幸适用，主要针对平民百姓，稍有不慎，就会以身涉法，不可不畏。

由于各位读者和我面对问题、交代问题所需付的代价并不一样，所以，请允许我小心发言，避免误触红线。

据我所知，不管是1776年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布从大不列颠王国独立，或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还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们全都曾被定义成“和中央做对”的行为。最后，这些当年所谓的叛徒，无一不成为今日许多大事和美事的奠基者。所以，我必须假定，“和中央做对”可能不是一件坏事，祸国也许，殃民未必。可既然无知它的后果，我也就止步于此，既不挞伐，也不拥戴，暂且听天由命。

“中國愈接近中央核心，整體政治人物的素質愈高”，这话我理解时发生了困难。因为素质二字的抽象性太高，包天包地，亦非可是。举例来说，中国国内最近大谈特谈的素质教育，主流讨论指的是，鼓励孩子们从事体育、音乐、艺术等活动。然而，某些大陆学者提醒我们，素质教育其实还包括仪态端庄、风度良好、气质高雅，品德优良，等等。然而，这一切说法，马上就被另一些城乡资源差异的关心者推翻。他们抗议：肚皮温饱之前，素质与我何干？

所以，素质是什么？是说吃饱后才有能力从事的行为？还是说跑得快？舞得美？再不然，指人模人样？

由于这话不是我说的，所以理当由发言的人定义，由发言的人举证，我只能保持好奇心，等待被说服。

爱国跟爱党不一定是同一回事。不爱国，不爱党，只爱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未必不是更困难、更珍贵的一种爱。

Hannah Arendt 说过这样的话：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爱具体的人。我爱身边的人。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