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变的时候，有一段视频流出，成了重要西方媒体新闻。那时，我十九岁，看了热泪盈眶，恨不得起而效法，立刻冲去北京和解放军一起拼了。

视频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北京一位穿着便服，看似市民的男士，螳臂挡车，把一列装甲车硬生生挡下来。不管列首带队的战车如何左闪右躲，该勇士就是不愿相让。

这位企图拦下暴力，维护和平的英雄，一下就成了全世界瞩目焦点。

两年后，我入伍服役，担任步兵排长和训练官。每天身处那样一种把暴力当成正当的环境，这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知道当年那位坦克车的车长，如果是我的任何一位长官、部下，甚至包括我，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师出有名的气氛下，论谁都会毫不犹豫的将战车油门踩下，视若无睹的朝既定方向前进，继续执行任务。

驾驶或指挥坦克车出营，本来就是要去威吓北京市民的。事到临头，该表现却不表现，这肯定就是退缩。然而，这种缩，却成就了一种进。它让我看见，人性与文明其实一直都有继续进步的可能。

急驶的战车猛然停下来，这是一种“采取别样行动的能力”。而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都像那辆战车一样，是先从停止和转向开始的。

当天天安门广场上其实出现两位英雄：一个，不怕死；另一个，害怕别人死。在我看来，害怕的，一点也不比不害怕的，更不勇敢、更不高贵。

有理由杀人却不杀人，有理由战争却不战争，这是道德上的勇敢。

我一直羞愧自己十九岁时的蠢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