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陈真前辈为了小可爱姐妹上学的这些奔波付出，我心里很难过，但因为实在帮不上忙，所以一直没有发声。
我的女儿直接在妈妈家上了上海户口，上学的事少了很多麻烦。这也是当年那么多台湾朋友问我女儿户口怎么处理时，我给的直接回答。他们心里多少都觉得我是自我矮化，而我也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台湾人身份在中国大陆不但不尊贵。甚至像是三等公民，官方对台湾人在管理上的方方面面，比非同文同种的外国人更不如，因为台湾人在官方治理系统里面，在很多管理上的实际情况处于三不管地带，没有过先例。我趟过一次又一次的浑水，甚至创过管理事务上的先例。
只要是真正扎根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都会知道我所言非虚，不过像我这种选择在定居终老大陆的，在台湾人里应该占比不到千分之一吧。毕竟绝大多数在大陆的台湾人都觉得自己比内地居民高人一等，即使没有现实证据支撑他们这种判断（证据显示往往还相反）。题外话。
我真正想说的其实就两件事，一是大陆居民跟台湾人都是中国人，而大家千万不要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期待。孙中山是对的，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胡适是对的，两岸社会到处都是差不多先生；鲁迅是对的，礼教吃人；柏杨是对的，中国人是丑陋的。中华文化就是有其特色，大家都一样。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解读别人，因为大家都是色盲。我相信陈真前辈及很多版上的朋友能读懂我文字里刻意不表达精确的那层意思。我可能不真懂外国人，但难道我还不懂中国人吗？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就是，中国确实是一个人治社会，正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先例，所以才需要人治手段去补齐这些管理上的未竟之处。我完全能理解陈真前辈不愿意去找任何领导去打招呼的这种心态，这是一种精神洁癖，甚至是一种社交障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就是不愿意跨出那一步。是的，我也有这种精神洁癖，就像陈真前辈所言，这关乎一种道德上的一致性。“我们”讨厌大陆的找关系走后门，“我们”讨厌台湾政坛的“关说”，同时“我们”也讨厌欧美的游说制度。这些事都是类似的。而既然“我们”讨厌这些事，“我们”批评这些事，那如果“我们”竟然还去做这些事，那不就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毁灭式否定吗？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毛病，但是“我们”这种异类有。这是不治之症，只有真善美能缓解症状。
但是在中国大陆，太多治理方式上及法规上的不完善，需要通过人治的手段（也就是“我们”深痛恶觉的这种形式）做补充。他们所以建议当事人去找关系打招呼，是为了让下面实际操作的人有个能够免责的指令跟理由，让这些实操人敢于特事特办。这其实是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让法律没有规范的事情能够推动的一种非成文的手段。这几年中国大陆对反腐跟法治追责的力度又在提高了（这种“运动式”治理方式，其实也是我想大力吐槽的现象，但是站在中南海的角度，他们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中下层的执行人对于有一些没有先例的事，为了自保（将来不被追责）尽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果有任何政治上有足够分量的领导发话，能够让他们免责，中下层这些执行人也愿意从善如流的。事实上，找上层关系打招呼，就是一个弥补治理漏洞的路径。它确实是人治，但跟上访（信访）一样，就是在现实治理上有必要的一种存在。即使“我们”不喜欢。
所以为了让事情可以推动但又要自己心理上舒服点，我自己不打招呼不找关系，但是家人去找关系推进事情时，我是默许的。而在我开始创业经商的时候，找关系（非官方）套近乎这种事情，更是不可能避免的。我的小伙伴就是靠送礼请客吃饭，敲开了一座又一座的大门，成功建立了商业上的众多合作关系，所有的客户资源都是靠关系介绍得到的。如果我坚持自己道德洁癖的一套，那我不可能走商业这条路，必死无疑。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