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程成功這個名字是我本名，我不習慣在實名論壇用匿名因爲覺得對對方不對等，但我小時候有經常被人笑這個名字，就用了我朋友的姓，成年後對自己名字的自卑淡化，就把這個名字改回來）

一些往事？（1/n）

有一個故事我經常和人講，是我初二的時候在一本所謂《曾國藩謀略大全》上讀到的，關於湘軍攻破天京時的大屠殺。雖然那本書大體是一本「成功學」著作，但還是引了不少文言文史料，如這段：

「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趙烈文《能靜居日記》）

我後來自己找資料看見了譚嗣同《北訪游學記》中的記載：

「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 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

他還講了同時期陝甘回變中的一件事：

「魏軍赴甘遇強回輒敗，適西寧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婦女，西寧鎮 鄧增至一旦盡殺之，悉括其衣服器皿。凡萬餘人雖數月小孩無一得免者……此等事無論何國皆無之，即土番野蠻亦尚不至此。」

事實上這些并非個案，在太平天國運動和陝甘回變中雙方都有大規模的針對平民的暴行，族繁不及備載，有一些講得比較細的文字，我不好意思貼進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兩者造成的平民死亡都不少於兩千萬。

譚嗣同在末尾發表這樣的議論：

「由此觀之，幸而中國兵之不強也。使如英、法，外國尚有遺種乎？故西人之壓制中國者，實上天仁愛之 心使然也，准回部之事已可鑒也。」

《仁學》中，他發表了更讓人瞠目的意見：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爲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多殺。敵軍被傷者，為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飢，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鳴空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十之五六，為至眾矣，而其未死者，必鑑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鬥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為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為敵，必無固志，且日 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圖之哉！」

當然，譚嗣同講這麽激進的話可能是因爲他對外國歷史瞭解不夠，當時還沒有八國聯軍，很多洋人軍隊的殘酷一面也沒有暴露出來（後來的一戰也戳破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幻夢），不過就算真的目睹這一切，恐怕譚嗣同也還是會强調中國人自己的苛酷。正如魯迅有言：「中國人一向是被同族屠戮、奴隸、敲略、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察，真教人覺得不似活在人間」。中共的美國研究權威，不少人眼中的「公知」資中筠則説過，古文裏面給她印象最深的主題是士子的憂患意識、反戰和反映民間疾苦：「中國幾千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戰亂不斷。所以文學作品中這方面的內容很多，而且很動人」。另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秦暉有一篇《何來如此深仇大恨》討論了對於中國歷史上周期性人口滅絕的政治因素，他的闡釋見仁見智，但是引用的《中國人口史》中對於改朝換代的人口損失比例的估計大概是准確的：元朝之前往往在一半以上，元之後下降到五分之一（這個數據已考慮到戰爭造成的戶口逃匿），即使考慮到這裏面有很多是源於戰爭派生的饑荒和瘟疫，那也是很驚人的。

我和別人講這些東西的時候，會觀察他們對這些史事的反應，尤其是我父母。我在期待他們表現出對自己民族的憤怒乃至仇恨麽？似乎不是，但我覺得憤怒和仇恨總比顢頇要好。我父母的反應可謂典型，他們是怎麽説的呢？

「自家人有什麽好記恨的，外人打你你記恨，我們打你你還記恨嗎？」

我只覺得可悲，甚至乎感覺這種態度多少有點可恥，想著「要是中國人這樣想中國還不如分家了好」，當然我知道分家也不會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廣東要是獨立了會渲染黃巢的屠殺，但很可能會對土客衝突中的傷亡淡化）。但是，我父母應該説總是比很多對日本幸災樂禍的網民要善良得多的，雖然他們也很恨日本，但至少他們在看到日本地震傷亡的時候會表示同情，我母親更是在安倍去世的時候非常難過，我還記得淚水在她眼眶裏打轉的樣子。

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但是他們對本民族的歷史問題采取了一種我沒辦法接受的思維和態度。
我常常打比方説我是「喪家之犬」，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爲這件事。

説句實話，我其實並沒有什麽憤怒的能力，我在喜歡的女孩子被她男朋友踐踏心意的時候憤怒過，這是因爲我覺得她是可貴的。但是在大多數時間裏，我并不覺得自己有多麽可貴，也不覺得其他的生命有多麽可貴。我也説不出譚嗣同那樣激進的話，但我認爲這恰恰説明他可貴的正義感——我還記得他那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如此的咒詛自己的祖國，卻沒人比他更愛中國人。

至於每年共產黨説什麽「勿忘歷史」，我就更覺得諷刺了，歷史那麽豐富，沒有什麽一定要大家記住的，這種話只不過是在推行一種權力結構而已。我自己和別人講這些歷史也不是因爲我希望他們記住，我只是想看到他們的態度。也許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仇恨和憤怒，而是疑惑吧，至於爲什麽而疑惑，我也不知道。

甚至還有更「精彩」的歷史，如果我們看一下國共兩黨對日軍戰俘、戰犯的處理，會發現其寬仁人道可謂世間少有，（考慮到中國當時物質的困難）更是遠超同時期的西方。我中學的時候一直覺得這是中國人良善的體現，後來發現不對勁：同時期的國共對本民族的政治性處決可是以百萬乃至於千萬計的，我老家一個五十萬人的縣，土地革命的時候就死了二十萬人，其中很多源於國民黨右派及其附隨實力的屠殺。再到後來的相對和平的年代，比方説林昭，她有什麽滔天大錯？先是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然後是死刑。撫順的那些戰犯呢？本來他們戰犯自己預測按照戰後一般的審批原則，一千來個戰犯裏會有大概十分之一被處決，結果就連一個無期徒刑也沒有，絕大部分罪大惡極的人也就是被判了二十年！這些改造過程都是記錄在共產黨自己的文獻裏的：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5/0819/c85037-27486283.html

説實話我到現在看到這段歷史還是會本能地感動，可是同時期中國的百姓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他媽的林昭做了什麽要和那幫戰犯一個刑罰？據説西方人看到孔融讓梨的故事往往會有這樣的疑惑：他行爲的一致性在哪裏呢？我看到國共兩黨的做法時也會有這樣的疑惑，我想的話，他們對日軍戰俘戰犯的優待恐怕不是因爲有什麽道德感，而是因爲某種極度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我并不認爲這是因爲共產黨歧視中國人或者媚外，我相信共產黨的這些所謂的「歧視」對國家本身是有益的。就比如這些日本戰犯回去後絕大部分一生親華親共，無論是在民間，還是政界（他們對自民黨有相當影響力），都對當時的中日關係起到了很正面的影響。我自己認爲，問題恐怕是在於，因爲歷史、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國人的社會資本太低了，或者説，對各自的境遇（相對）缺少瞭解與共鳴。譬如直到今日，洋人在中國内地還是有種種優待，以至於我們的港澳臺同胞也與有榮焉，不亞於香港這樣一個殖民地社會。這種東西絕不是我抹黑或者反對派的污衊，而是幾十年來的一貫事實，比如留學生政策，比如去年上海封城時的「愛丁堡」（其實外國人在封控期間的特權遠遠不止在上海一座城市）。那些封控期間給洋人網開一面的管理者真的崇洋麽？恐怕不是，只是他們知道洋人能閙。近幾年内地的網絡上有一個詞叫「統戰價值」，大概就是這麽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