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醫師：

我生命中經歷類似的啓蒙，大概是我在高二的時候看的一本叔本華雜文輯錄，裏面他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大意是凡夫熱衷於在概念中鑽營，而天才相信直覺。這句話對我十分重要，從今天回過頭去看，這句話的意義近乎於哥白尼革命，因爲「知識」背後往往有某種權力關係，無論是體制對個體還是個體對自然。人人本來有靠自己直覺創造性地看問題的能力，但是「教育」基本上是體制化、標準化的，一個有靈性的英雄好漢進去之後被百般折辱，能維持自信的還有幾人？中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裏面講到啓蒙思想家的時候會提到康德那句「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但如果不能「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恐怕還是只能鬼打墻而已。

不過叔本華有一個觀點我不太認同，那就是他認爲數學家的才能也只是一直玩弄概念的技術，算不得什麽。這方面我略有發言權，我的數學才能在常人之中尚可，但是面對一道不知道方法的數學題，我往往也只能一籌莫展無法自己找出解決的方法。也許，如果我們能完全直觀入微地理解每一個人的想法，我們會發現他們對於同一個數學式子或命題會有某些非常細小難以用一般方法表達的差異，儘管他們一般情況下會對這些式子或命題應用的「結果」是一樣的。如果沒有這種差異，那麽數學證明恐怕就可以完全交給電腦，數學教育中個人才幹也就沒有意義了。

我現在是念金融，但是以後準備搞經濟研究。數學、統計學、經濟學等方面的理論和方法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現實生活的實感。我準備靠經銷保險和作中學歷史/經濟課輔導來保持這種實感，經銷保險是因爲我想接觸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觀察他們在做嚴肅財務抉擇時的不同考量，輔導中學生社會科學（？）則是我希望有機會檢視我自己對社科概念的理解。我平時喜歡玩電子游戲(主要是歷史或模擬題材）不喜歡看書，主要是因爲書本裏面的知識太體制化了，游戲裏面的直觀内容大多豐富一點。很多中學生學文綜課程感到痛苦，爲什麽呢，因爲它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可感内容離得太遠了，本來中國内地的文科高考强調多背誦記憶，近些年對應用能力的考查加强之後，很多抽象思考能力或想象力不足的學生就沒法往上爬。我要是教書或輔導歷史經濟這些課程，我就得說，與其説是學生向我學習，不如説是我向學生學習，我腦子中的那些概念往往已經趨於僵化，要靠學生們的疑問來重新活化，和那些更加簡單直接的事實產生聯係，借此打破我自己的「所知障」。

蘇格拉底說哲學家每天都在練習死亡，因爲人在死亡之中才有最清明的感官。但我時常會想，我要是一點都不怕死，恐怕連時空感都不會有，遑論求取知識。兩天前我過馬路，走到馬路中間的隔離島和其他人一起等綠燈，我想著這麽個問題，對面的高樓的上下方位失去了意義，在目光中逐漸化出道道重影。綠燈鈴一響，我又從這種狀態中出離了，回歸和大家一起趕路的節律中——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想被車撞到。我個人沒什麽權力感，想到自己的死亡的時候多半感到輕鬆乃至喜悅，但有的時候我會發現自己還是有點力比多要在現實中實現。我曾經和朋友半開玩笑，我玩游戲時釋放的本能可能和貓抓老鼠來玩的本能差不多，也許搞學術的本能也是這樣。靈魂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就要選取某個具體的生命形式，如同學術要用某種具有相對確定意涵的術語，我多少想著，如果我生前死後可以是任何一種生命會怎樣，可我現在還是一副人的身體和感官。

中國人講陰陽，我理解中的陰陽用比較物理學的的話來説，就是高熵與低熵，有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定位在這一面，有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定義在另一面。不過既然在世間活著，總還是要在另一面找到補充或假托，乾的末爻是亢龍有悔，坤的末爻是龍戰于野，大概就是這樣一種智慧。概念的使用，尤其是在社會科學之中，也是類似的道理: 映射的現實對象被翦除過多概念會失去生命力，可是不作這種「省略」概念又缺少針對性。

好像扯得有點遠，回到關於思索本身的問題上，很多時候我與其説是思索，不如説是迷惑，先把問題樹在自己心頭，至於能不能解決那就只能「相信後人的智慧」，我探了一下牛的骨相，但我沒下刀。我要是有什麽真正深入的思索，往往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個和我的專業有關我準備寫論文在大學混口飯吃，第二個就是它涉及到了我的某種原初的創傷。我高考選的文科（考政治歷史地理），選擇題我的準確率還蠻高，但主觀題（乃至語文的作文部分）我的拿分就很難看了，因爲我本來就有點阿斯伯格不太容易熟悉考試答題的表述規範，再加上我有注意力缺陷，老師講怎麽答題我很多時候沒聽到。但是這些打擊我的成績的因素，恰恰是讓我當初選文科的因素：人群和語言，於我多難解。如果哪天我真的在人文社科中獲得某種很突出的學術，我要説這源自我這麽多年的苦苦掙扎，我本應以無所有爲自己的生命，卻不得不行於世界，以有為有，以得為得，以知為知。

証壹：

有一次鳳凰的記者問陳丹青怎麽看待傳統文化被商業侵入，陳丹青回答說中國人最大的信仰就是「去他媽的，活下去最要緊！」，並評論「這是中國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最好的地方」，語帶悲憫無奈。網絡上喜歡嘲笑河南人，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爲這種生存哲學在這片土地上尤爲流行。我並不歧視河南人，相反，我很同情他們，因爲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戰亂與飢饉在這片土地上尤爲肆虐，即使到當代，傷痕仍然難以彌合。那些最初推動社會改革的人往往自己是得不到益處的，在勇氣與公心之外，周遭的社會關係給予的「通路」與信心也很重要，對某些人來説，最可怕的并不是懲罰，而是無數個人的苦楚最終石沉大海、了無所獲。飽經禍亂摧殘的社會，連宗族這樣「反動」的社會結構也不能成長，一些在廣東浙江稀鬆平常并不需要多少勇氣與爭取來推動的改革，可能在甘肅河南就會變得很難。印度和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可能也有類似的地理與歷史成因。最近幾十年黃汎區農村基督新教變得十分盛行，雖然其中混雜不少不太正經的教派，但畢竟在社區公共事務方面填補了九十年代共產黨(新自由主義？)改革留下的真空，希望能給了無所依的鄉民一些安慰與信心。從某種意義上為公事出頭的人是很傻的，但如果有某種安慰與信心，大概會鼓舞更多的「傻子」，社會也會變得更好一些。

有時候我還會想，自己對中國人會不會太悲觀了點？之前寧陵數萬縣民為了學生自殺的懸案圍堵公家機關，有台灣網民做哏圖調侃河南人頂著政府壓力上街像黨外群衆，相形之下現在的台灣人基本上只會附從潮流網暴弱者，十分窩囊。被轉貼到崇洋反中的簡中sub，竟然也獲得許多點贊——可能是他們也稱嘆勇氣吧：
https://www.reddit.com/r/real_China_irl/comments/18v59zq/%E5%8F%8B%E7%8F%BE%E5%9C%A8%E7%9A%84%E4%BA%BA%E6%AD%A3%E7%BE%A9%E6%84%9F%E5%A4%AA%E5%B7%AE%E4%BA%86%E7%9B%BC%E9%BB%A8%E5%A4%96%E7%BE%A4%E7%9C%BE%E6%AD%B8/
（注：這類案件其實内地的公衆輿論很容易低估父母向政府卸責的可能，而且大部分上街者不直接打警察破壞公物也不至於被清算，哏圖作者的描述可能實際上想説黨外）

南方的風：

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本身并非什麽很荒謬的數字，甚至對於有相關知識的人來説并不會產生太多驚訝，七分之六這樣的傷亡比例在采納時就要非常謹慎。比如，東漢的益州是蜀漢的主要轄區，官方的人口數字從東漢中晚期的七百萬銳減到三國時約一百萬人，與當時中國整體的人口統計數字的減少比例相當（六千萬到八百萬左右）。學者多根據蜀漢政權的軍隊規模（約十萬）與財政供養要求以及漢末蜀地戰亂較少難民内附的事實質疑其真實性。元滅金的這個人口滅損比例也很值得懷疑，但是當時確實有很多非常慘烈的拉鋸圍殺，尤其是在城市（如北京，當時名爲中京），金國的轄區地勢也比較平坦，逃避戰亂和戶籍檢核都沒有那麽容易，我認爲一半的人口損失是并不讓人意外的。秦暉説的地方史志可以對官方的戶口統計數字作很好的補充，但是地方修史的傳統是宋以後逐步興盛的，更早的時期那些親證資料多見於文學作品，往往有修辭誇大的嫌疑。西方歷史上最爲慘烈的内戰之一是德意志三十年戰爭，死亡比例的折中估計是三分之一（六百萬比一千八百萬左右），但是至少在某些地方，軍隊直接造成的死亡遠低於饑荒瘟疫等次生傷亡，中國歷史上内戰時期死亡原因占比的估計也有類似情況。而對於漢末戰亂來説，葛劍雄的估計(三千萬，大概相當於東漢盛期一半）還算是保守的。


至於吾鄉所發生的傷及二十萬人的屠殺，并非是在土改，而是在二七到三七年（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時期），我的曾祖母就是二七或二八年作爲地方農會負責人被處決的。這些傷亡中絕大部分是由於國民黨右派及其附隨勢力對農村左翼勢力的清算報復，我覺得這不一定説明他們比共產黨殘忍，更多應該是因爲他們在我們縣的群衆基礎小太多了（我老家陽新縣是幾年前才摘帽的貧困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