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則富新書出版：(2024/12/12，《巴利語佛經譯注：增支部（二）》，聯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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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佛學門外漢」的蘇錦坤在臉書這麼説：

「關則富老師的《增支部》新譯增加了許多巴利經文的校勘，提供豐富的註釋，盡可能補足漢譯對應經典與比對漢巴差異。

可惜，關則富老師慢工出細活，讀者必需鍛鍊身體、維持身心健康，至少要再等十年才有機會讀到全書出齊。」

钱钟书人狂傲刻薄，他是无差别鄙视所有人。和别人那种混文人圈子排斥圈外人的有些区别。
死后盖棺定论值得吹嘘的只是读书多，人形图书馆，并没有什么个人创见。也是非常讽刺。

我所谓“洗脑是必要之恶”是有自己很坚定的信念的，但是没有任何要强迫他人接受的意思。而这个跟所谓“愚弄大多数人”是不同的概念，当然若硬要如此解释，那也是任何人的自由。
我去过这个世界不少地方，观察过形形色色的人群。除了南北极、非洲、南美洲跟澳洲以外的大洲都去过。人类物种的特性及共性，不因地区不同而有什么本质区别。绝大多数人类，并不在乎所谓的真相，他们只相信自己所被灌输的那些东西，无论灌输的是什么，或者灌输他们的是谁。
在这个世界上，某些事物的真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痛苦，他们宁可不知道，这就是乌合之众的本质。人群跟羊群一样，需要有人引领。众人有领袖、有组织才能够成事。而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及族群融合及灭绝史。被领导的的绝大多数人，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真相，他们只需要一个或真实或虚幻的信念，然后贡献一己之力，帮助族群及领袖完成目标即可。真相是什么，不重要；而洗脑他们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洗脑，这些过程（而不是目的）才重要。没有过程就不会有结果。
退一万步来说，我见过太多人，当告诉他们你（自以为是）的真相时，他们会痛苦、会伤心，甚至会痛恨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出那些残酷、真实而他们并不想接受的东西。
就像我不会去跟我那些迷信迷惘的亲戚长辈家族成员们说：“你们的信仰是错的，你们拜神拜佛而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没有用的，我可以证明你们是迷信。”我（自以为是）的，对我（个人而言）是真理的那些事物及见解，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不必要的伤害。我接受他们的愚昧（因为说不定我自己才是真正愚昧的那一个）无知，我跟他们和谐共处，我不需要强迫他们告诉他们那些我所认知的这个世界的真理。

（續2024.12.10.)

沈從文就連空襲逃難都會被學校同事嘲笑說：笑死人！你幹嘛跑啊？像你這麼沒用的人也需要在乎自己的生命嗎？

這個嘲笑者叫什麼名字其實已經毫無意義。我只知道是一個當時的學界紅牌。這個人如果多活幾年，不知道會不會對自己感到丟臉？

少年沈從文非常貧窮，拼命寫稿，但是一再被退稿。有一天，他經常投稿的那家文學雜誌社召開編輯會議，主編感嘆好長一段時間都沒什麼作家來投稿。主編笑著說，倒是有一個白痴不死心，一直退稿卻還一直投稿。主編把沈從文的來稿，攤在桌上舖成一長串，引起與會者哄堂大笑。

這些嘲笑者，大概永遠都很難想像自己是在嘲笑一個天才。

沈從文很謙虛，總把自己說得一文不值。其實，他對自己早有自知之明。在他走投無路、大約20歲時來到北京謀生，就對著北京說："我是來征服你的"。

幾年後，在他寫給張兆和的一封情書裡頭寫道：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的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辦法拒絕。"

我常覺得，任何人都應該要有一點自知之明。這份自知之明，不該是根據自身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榮枯來決定。蠢才地位再高，也還是蠢才。珍珠就算蒙塵，也依然還是珍珠不是嗎？本質是不會變的。

維根斯坦大學到處轉校轉科系，後來也還是沒念完。羅素有識人之明，跟G.E.Moore硬是想打破規定，硬要塞給維根斯坦一個博士學位，條件是要他在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這本未經出版的小冊子裡頭寫一些引用書目，方才符合論文規定。

結果，維根斯坦居然叫G.E.Moore乾脆去死一死算了，堅決不肯加上任何書目或註解。

羅素愛才，不死心，於是運用影響力，仍然硬塞給他一個博士學位。博士口試時，口試官羅素很緊張，維根斯坦叫他不要緊張，因為你根本 "一個字也不懂"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被偶像這樣說，羅素很難過，但他仍然還是請維根斯坦到劍橋任教（由此可見羅素的慧眼與胸襟）。

不過，羅素不敢去邀請維根斯坦，怕又被罵，於是仍然還是拜託G.E.Moore出馬。

維根斯坦後來同意來到劍橋教書，一些教授很瞧不起他，因為他完全沒有任何著作，也不曾發表論文，一些教授甚至說他只會寫些 "毫無學術價值" 的鬼扯蛋雜文（劍橋出版社對維根斯坦文字的正式評語）。

當時劍橋有個紅牌哲學教授，現在根本沒有人聽說了，叫做Richard B.Braithwaite。根據一些人的回憶錄，此人每次在校內遇到維根斯坦時，總是不顧情面地當眾面露鄙夷，絲毫不給好臉色，好像維根斯坦是什麼髒東西似的；找這樣的人來教書，是劍橋之恥。

我讀過這位紅牌教授的一些書，乏善可陳，是個哲學白痴，實在不知道他在跩些什麼。他難道看不出來他在嘲笑一個千年罕見的哲學天才？

識人其實不容易，你得有一雙慧眼才行。就如同胡適力排眾議硬是要邀請小學都沒畢業的沈從文來大學任教一樣。胡適毫無遲疑，認定沈從文就是個天才。

識人不容易，因為，如果你本身沒有某種深度，如何可能識人？

我至今喜歡楊絳，年少時也喜歡她老公錢鍾書，但我後來就不喜歡了，因為我發現錢鍾書當年居然也是眾多鄙視沈從文的人之一，甚至還寫小說影射，把沈從文描寫成窩囊白痴。

我並不是因為誰罵沈從文就不喜歡誰，而是因為如果連這麼明顯的驚人才華你都看不出來，那意味著你不可能會是一個在智能與智慧上能夠讓我佩服的人。

識人很難，識己恐怕更難。"認識你自己" 是鐫刻在古希臘神廟上的一句箴言。識己也許很難，但它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足夠認識自己，但我知道，如果一個人他根本不了解你時，你其實沒法跟他相處，你只能啞口無言一直陪笑臉。

就比方說你明明是隻老鷹，但是人們卻把你看成一隻蟋蟀，以為你每天躲在草叢裡抓小蟲子吃，夜裡發出唧唧唧的叫聲。

這時候，你覺得有可能跟對方相處嗎？不可能。因為你將啞口無言。

而且，人們會覺得你很怪，真的是很奇怪的蟋蟀，而且是一隻品質還不夠標準的蟋蟀。

我又要躲在网络匿名背后说不好听的话了，有种躲在忏悔室里跟神父说别人坏话的微妙感觉，啊，美妙的赛博地下教堂。

想象一个人们淳朴真诚，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真善美的中国，然后说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存在最大的原因是毛泽东和文革……I mean……是不是多少有点神话毛泽东了？且不说那个真善美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存在，就算你认为需要某种洗脑的“必要之恶”，那最好也是拜金消费主义来洗脑而不是某些前现代的宗教。

我猜大家都有体面的工作，不需要真正去了解底层劳动者的世界，但我确信，如果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不关心他们一个月赚多少钱而去拜关二爷，他们就是要喊着真善美去砍人了。周处除三害都演出来了，和电影不一样，一般而言最先砍的是他们的老板，嘿嘿。

某种意义上说，关二爷和毛泽东是一样的，你最好是不要去神化他，恶魔化也一样，毕竟拜撒旦教也是有市场的，堕天使也是天使嘛。中国人并不在乎神祇有两面性，没人说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打仗死了很多人就不配位列仙班，毛也是一个道理，而正在神化毛的人，不在少数哦。你只需要到乡下去，看看最淳朴村民家里面是不是挂着一张毛的画像，或者去一趟北京，看看去毛泽东纪念堂的都有哪些人你就知道了。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曾遇到日本人空襲，全校師生都在狂奔避難。有一個當年的大牌教授（可惜我始終記不得這位紅牌教授的名字），看到沈從文也在奔跑避難，當眾嘲笑他說，你在跑什麼跑啊？別笑掉人家大牙了！有價值的人自然是要想辦法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像你這種人（連小學都沒畢業），也需要這麼愛惜生命嗎？

有一個當年的大牌教授（可惜我始終記不得這位紅牌教授的名字），

劉文典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曾遇到日本人空襲，全校師生都在狂奔避難。

不是北大, 是西南聯大


無聊玩玩, 雖然是小錯, 但此錯容易被無限放大.

我个人是不信任何宗教的。说来好笑，小时候大人对我说，不能用手指头指月亮，不然耳朵会被割掉。当然我不是梵谷，我的耳朵还在，所以从当晚开始，宗教对我个人而言就只是骗人的东西了。
我一直认为洗脑是必要之恶，宗教洗脑就是必要之恶的一种形式，很多情况下有助于社会稳定。宗教的最大价值，是让多数不善用大脑的人“老老实实，不要闹事，安于本分”，便于统治者管理。
宗教本身，也许有意义，也许无意义；但是宗教组织，是一种动员方式，可以把信徒组织起来，去做一些宗教组织领导人想做的事。所以宗教组织才是世俗统治者最应该严格控制跟提防的。讲句最难听的现实，宗教组织在人类世界发展，最终只做两件事，除了敛财，就是把权。宗教本身的教义可能美好甚至貌似神圣，但是人类的组织多半藏污纳垢，甚至包藏祸心，所以长老教会这种过了线的宗教组织，确实该取缔甚至禁止。
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宗教组织一定会逐渐侵蚀世俗统治者的权力，而大部分人类本来就是争权夺利的，所以会有教派纷争，有宗教改革，还会有另起炉灶。英国国教就是为了把梵蒂冈的神权夺过来才成立的。而釜底抽薪之计，就是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直接标榜宣传无神论。虽然承认并接受宗教组织的存在，但是严格监控其活动与发展。

謝謝証壹。

最近忙，只能簡單說，沒法踩著泛黃落葉寫 "長長的信"（Rilke詩句）。

其實我講的氣味並無道德意涵。

其次，物種差異不在於物質vs.心靈的追求，甚至不在於所謂社會地位高低的認同與否，而是much much deeper deeper and deeper，deeper到一種existential甚至還更deeper、幾乎是一種private language 的層次。

private language（in Wittgenstein's sense)指的是一種彷彿僅僅存在於某個人淚痕裡頭的東西。除非我有沈從文那樣的文筆，否則寫不出它萬分之一的幽微。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曾遇到日本人空襲，全校師生都在狂奔避難。有一個當年的大牌教授（可惜我始終記不得這位紅牌教授的名字），看到沈從文也在奔跑避難，當眾嘲笑他說，你在跑什麼跑啊？別笑掉人家大牙了！有價值的人自然是要想辦法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像你這種人（連小學都沒畢業），也需要這麼愛惜生命嗎？

我相信沈從文心裡頭一定也有一道private language，構不上命題（proposition）地位，因為這道語言，彷彿全宇宙僅僅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我也有我的private language，並不是我不想說明它究竟意味著什麼，而是因為它無法描述，抗拒描述。

有時在一些藝術作品中，我彷彿感覺自己的private language被理解被陳述了，從而感到一種很深的安慰與感動。最近看的 "艾諾拉" 就彷彿給了我這樣的感覺。

維根斯坦說，"最好的藝術是什麼也沒說"。因為，每多說一句，我們彷彿就離某個東西越遠。因此，我也沒法多說那些我總是想說的東西。

梵谷曾言："我想說些什麼....但是，...也許...不過...於是...我走出室外，把天上的星星畫下來"。

我不會畫星星，於是我把我的private language刻進自己的骨子裡。也許真的有那麼一天，也許真的有那麼一種難以言喻的力量，足以紀念這一切。

陈真医生所说的，他人以世俗外在的事物来评价其实并不在意这些的少数异类，其实在这个世界是常态。尤其在中国内地，因为共产党严格控制宗教组织的发展，绝大多数人民没有信仰之源，只能从追求世俗物质的一面来找寻自己的价值，而且很多人更加迷信。文革恰恰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优良的诚信原则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给革掉了，留下来的都是传统文化里面的糟粕。
因为喜欢研究历史，而宗教对于我来说，是作为一种观察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互作用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不会认为禁绝宗教是件好事。退一万步来说，洗脑是必要之恶，传统宗教说不定是引领那些没有真实自我、随波逐流的绝大多数人的最好方式之一。
然而在中国内地，因为没有信仰，绝大多数人都迷信拜金教，金钱至上，你开什么品牌的车、穿什么品牌的衣服，用什么品牌的东西，都成为了人们互相评价、互相踩拉、互相鄙视的一种依据。我觉得这是共产党治下新中国的一种悲哀。就这一点来说，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绝对是祸首因为他不引领文革的方向，只是任由传统被毁坏，并借此来进行权力斗争，最后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外没有创造任何正面价值。
不过好在中国足够大，我在中国内地长居，即使只是上海苏州，我都认识了足够多的异类。异类跟异类之间不一定互相认同，甚至不一定能互相理解，但是能够互相体谅，承认对方的存在价值。区区台湾小岛，异类生存艰难；而在大国之中，异类总能找到自己的独特生存方式。这是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