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家書，大家看看便罷，不用回應。

沒什麼，只是希望大家別誤會我怠慢不回信，實在是沒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任何求救於我的信，我若有看到，絕不會不回。但是其他無關緊要的，例如討論政治、傳什麼有趣影片或好聽音樂的，老實說，我幾乎都不會看，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和體力做其他更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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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周至少餓三四天，能吃東西的日子則幾乎都是吃那些加速失智或垃圾類型食物例如泡麵、蛋餅或麵包，或是只能挨餓上班，忍受低血糖的恐怖痛苦。

日子實在有夠極端艱難，很難忍受這樣一種違反人類生理極限的恐怖刑求。

非常累，五點多了，只剩兩小時可以睡。平常大部分時間必須不飲不食、無分秒休息撐到深夜，實在極度痛苦。刑求不過也只是這樣。

但我如果不這麼拼命，時光仍然還停留在四十年前，根本不可能做得完那麼多事。刑求到極點，幾乎不可能硬撐了，隨時都想睡覺，每次停紅綠燈幾乎必睡無疑，必須用盡手段讓自己保持清醒。

不吃不會死，但我必須抓緊哪怕一秒鐘睡覺，都能讓我少一分痛苦。這其實已經不是用痛苦所能形容，有人是長年這樣活的嗎？每天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一直忙著無數的事。

中午妳們自己吃。我必須抽空睡。家裡那麼小，噪音無法避免，不可能睡。我找陰涼處車中睡，然後接著上班。

我不吃不會死，完全不休息卻會死人。

我同學周一周二門診剛好請假，我只好用書面整理病史給他，我怕小可愛會撐不住，必須趕緊想辦法。

看了那麼多醫生，統統都很差，幾個月來找了七、八個醫生，全是無能且無心看診。真的是求救無門。

在台灣，經常不知道要吃什麼，實在太貴。

兩年沒洗牙了，剛剛在家附近的牙醫診所洗完牙，咬牙決定來它隔壁的一家高級西餐廳。如果高級與否指的是價格，它確實很高級。

義大利麵一份580元，這是我翻遍整本菜單所能找到最便宜的。口很渴，但我不點飲料，因為如果再加上飲料，就得七百多元，太離譜。我說的是台幣，大陸朋友別緊張。七百元台幣就是大約140元人民幣，事實上也是天價。

鄰桌有一大群尼姑聚餐，一共八個，有主菜、前菜，用錢很瀟灑，看來我比她們還像出家人。許多修女其實也一樣，所謂修行，所謂守貧，其實都是自欺欺人。

左邊是八尼姑，右邊是兩個清涼穿著、坦胸露乳、巨聲高談闊論的女生，音量巨大，中英夾雜，一個是Stanford，一個是UCLA。Stanford那個有男朋友，已經在美國當地的廣告公司任職，還說自己的媽媽最近開畫展，她批評說她媽媽的畫作沒有personal style，稱不上merchandize, not very well trained。But anyway, 其他還有很多八卦，我其實不想知道，但是沒辦法，強迫listening, not my fault。

三十年前，我曾以被稱為哲學家的稱號，受邀去一個佛門聖地演講，演講主題是從邏輯本質談維根斯坦關於語言極限的想法。

聽眾除了出家人，好像也有大學校長之類的學界人士。那天，我只是正常穿著，雖然看起來很像內衣，其實不是，它仍然是件T恤，只是穿久，舊了。

掌門人當眾誇我有智慧，後來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說我穿得很 "隨意"，他說，由此就能看出我有大智慧。

穿件舊T恤就顯出我的大智慧，我心裏想，這位佛教大師如果看到我的內褲，那我的智慧恐怕連宇宙都裝不下，直接稱神了。

演講完，還招待午餐。餐點之豐盛，令人，我是說令我，瞠目結舌。我偷偷問一位負責端菜的尼姑說，你們平常都吃這麼好啊？尼姑靦腆不語，嫣然一笑，她可能以為我在跟她開玩笑。

吃完午餐，還有水果，也是極品 。例如荔枝，極品中的極品。我老家種田，在屏東鹽埔有幾分地，種的就是荔枝，因此我從小就很懂荔枝良莠。

話說我家旁邊這家高級餐廳，我一進門就被兩個服務生攔住。其實我今天已經盛裝，而且早上還洗了頭。為了看牙齒，不好意思邋遢或身上有汗臭味。但是，服務員真的很厲害，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我的內涵。

我被攔住的當下確實有點訝異，我都已經盛裝成這樣了，連放了幾十年的襯衫都隆重地拿出來穿，這樣也能看出我的水平？

餐廳在二樓，我走上樓梯，一踏進門，兩名服務員立即不約而同地把我攔住，問我有什麼事？我一時答不出來。來餐廳當然是吃飯，還能有什麼事？

剛剛在一樓就被攔了，上了二樓竟然又再攔一次。我很想問問服務員，到底是怎麼判斷出我的階級水平？不過我相信她們不會告訴我。

我國中挨餓三年，餓成皮包骨，經常在學校朝會時因低血糖而昏倒。

同學們中午都在吃飯時，我就假裝跑去福利社，等同學都吃飽了，我再回到教室，假裝自己也在福利社飽餐了一頓。班上只有幾位知心好友才知道我根本沒東西吃。

每天早上餓肚子很辛苦，尤其冬天，騎腳踏車上學很冷。學校旁邊有一家早餐店，賣豆漿燒餅，每次經過都很想進去吃，但我身無分文，只能幻想。平常大多靠同學們每周大約一百元的接濟。

上高中後，我又恢復富二代的身份。我記得，班上同學們如果選擇住校，每學期繳三百。但我住五星級飯店，每個月一萬多。生活之豪奢，由此可見一斑。

我的衣櫃裡總是塞滿錢，錢多到往往櫃子都關不上，要用力壓，才能勉強關上。

高中放學後，我常一個人去楊麗花開的青葉餐廳吃飯，光是點兩盤蝦就要八百多，一頓飯下來上千元稀鬆平常。

有時則是去宋美齡開的圓山飯店。每次去我一概都是穿內衣，穿拖鞋。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人把我攔住問我要幹什麼？台北圓山飯店大門兩旁的服務人員，見我前來用餐，遠遠地便鞠躬致意，哪怕我穿內衣及拖鞋。

現在卻相反，我都已經盛裝了，卻經常在一些高級場合引起人們的戒備與攔阻。之前買高雄的房子時，有幾次甚至被房仲柔性驅趕。

上大學之後，我又再度墮入貧困，而且是極端赤貧，非常痛苦，曾經餓到跑去醫院賣血，甚至在報上刊登小廣告，說我想賣腎，窮到完全不成人形，十分可悲，足足過了將近十年跟乞丐遊民完全沒兩樣的生活，我的氣質似乎也從此定型。

這意味著，往後不管我怎麼穿著，我的某種氣質已經入骨。

我並不在意自己呈現何種階級氣味，但我知道，順境逆境都是生活，真遇上了，還是得扛著。

余華說得對，苦難就是苦難，苦難不值得追尋，不值得歌頌。但是對我來說，貧富都是生活，任憑風雨，我從未背棄生命，就如維根斯坦所說，即使只是一杯咖啡，我也不會拒絕。

國仇家恨尚可作笑聲，苦中依然能作樂，我從不拒絕誘惑，從不放棄一絲享樂。但我知道凡事有個極限，我知道有個關卡我過不去，一旦失去，便再也很難苟活。

怪物悲歌（2）

陳真
2026.08.11.

福臻，我確實沒看到來信。有小孩的這些年--尤其兩個命運坎坷的小孩--再加上其他一些可悲可怕之事，幾乎耗盡我最後一口氣，每年大概只有兩次（最多三次）坐到書桌前打開電腦一次性查閱信箱的機會。

平常不用手機查信箱，事實上也沒時間。唯有在處理特定事情時，才會當下用手機查信，立即處理。

謝謝你對我好，謝謝你告訴我這些資訊，但是找城市找房就跟相親一樣（雖然我沒相過親），得自己看過、相處過才知冷暖。我通常都會拿出做學問的精神，有疑問再跟您請教。

小可愛今早聽到風聲，寫信來哇哇叫，說她喜歡廈門的房子，為什麼又要變成上海？親切地問候我是不是發神經。我跟她說大家研究研究而已，八字還沒一撇，別緊張。

我跟她說，買廈門，面向大海，春暖花開，是遺世，是歸途。去上海，則是走入塵世，奔向前程。

站在小孩的立場，應該選擇後者不是前者，應該選擇多元與異樣，而不是選擇單一與同類。文化上，廈門畢竟太像台灣。

但是，廈門的偏遠房子不到四百萬人民幣就能買下180平方米(約60坪)。四百萬是我財力上限。買上海偏遠處，價格至少就得翻倍，得籌錢，而且居住空間大幅縮小。小可愛就是擔心空間太小這一點。

這次送小孩去南京與蘇州參加營隊，認識一個台聯領導，她略知我小孩入學卡關之事，鼓勵說別灰心，這總能想辦法滴呀。我笑笑無言，沒多談，畢竟失望無數次，每回寫長長的信，故事一再說從頭，結果只是徒勞。你我一般人所謂想辦法，其實就是沒辦法。功名、地位與財富，依然是每個社會的主要通行證。

大陸考察，折騰五年，從小孩讀小ㄧ，一路奔波到下個月就要升小六了，八字還沒ㄧ撇，到處碰壁。而且，就算買房也不保證能就近入學。十五五計畫的 "房產與教育脫鉤" 方針，看起來不但沒有落實，入學反而比以往似乎還更艱難。

有些考量，涉及私人細節，外人沒法理解，只能說總有一天我會在大陸買房，至於小孩入學初中之事，沒法強求，我也不想透過關係尋求特權，畢竟只是私人小事。

一般人，行路難，難於上青天。講點八卦，八卦中有深意。最近，家族長輩入住老人療養院，可能是因為我們太客氣，顯得寒酸卑微，院方人員對待我們的態度就像在對待什麼奴隸下等人一樣，呼來喚去，動不動就怒罵喝斥，非常不屑，充滿傲慢與鄙夷。

我確實從沒看過態度如此囂張跋扈的護理人員與主管。但是，因為不想給人壓力，我始終沒透露自己的醫生身份。

三十多年前，剛當主治醫師時，有三家醫院想聘請我當院長，但我都沒答應，因為志不在此，一心只在哲學求道路上。

當時，其中一家想請我當院長的醫院，就是目前每天對我們罵來罵去的這家老人療養院所屬的精神科醫院。

1989年，當我還在當實習醫生時，民進黨的 "新潮流" 就來遊說我競選某縣市立委。民進黨在當地至少有一席實力，當選毫無懸念。民進黨說，做為一名清純的醫學生，再加上我當時的叛亂犯身份，必能感動群眾，掀起政壇轟動。三顧茅廬之後，我仍然拒絕。我說，我志不在此，只想從事研究。

1993年，也就是我通過專科醫師考試那一年，台大精神科一些年輕醫師企圖發動政變，推翻現有的醫界大老統治階層。發動政變者跟我說，他們將全台密謀串聯，把選票集中在我身上。

精神醫學會理監事選舉開票結果，我和醫界大老、同時也是後來的精神醫學會理事長李明濱同票數。後來，有位大老打電話來，希望我讓賢。我說，我原本就沒有意願擔任醫界職位，我自己的這一票甚至沒投給自己，否則李明濱教授就不是跟我同票數，而是輸我一票。

人生路，有得有失，顧此就失彼，理當如此。世界之大，海畔總有逐臭之夫，你覺得香噴噴的東西，我也許覺得臭不可聞，避之唯恐不及，並不是所有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追逐。

但我有時想，我如果可以正常一點，家人肯定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凡事順遂些，少點折騰，而不是經常得因我而受累蒙羞。然而，我卻擺脫不了異類怪物的宿命。如果我能有所選擇，我絕不會選擇當怪物。

小孩今天開始營隊活動，而我已經在返臺的飛機上。美麗南京，我會再來。

每次來南京，很難不去想到南京大屠殺，很難想像會有畜生惡魔在這麼美麗的地方，在短短兩周內屠殺三十幾萬人。更可恨的是，那不僅僅是屠殺，而是透過各種變態、殘酷泯滅人性的方式姦殺虐殺，尤其針對兒童與婦女。日本畜生的罪行不可饒恕，不可能不得到懲罰。

日本畜生很顯然打算藉著台灣當戰場，再度侵略我國。馬斯克說，日本人如果繼續執迷不悟，日本這個國家將會從地圖上消失。但我懷疑這個說法。我實在不明白我們為什麼始終對日本人這麼寬容？既不強迫割地，也不要求賠款。將來再度打敗日本，恐怕也是以德報怨。對於一個與惡魔無異的國家，讓它從地圖上消失，才是對人類最好的方式。

上海往南京高鐵，竟然有靠背，而且竟然還有餐桌，車上還有贈送可樂、果汁、杏仁餅、鳳梨酥、驢打滾等等各種小點心。會不會是知道我要來，臨時安裝想搞統戰？

告兩岸同胞書（81）：人渣黨這些台奸畜生！

陳真
2026.08.06.

人渣黨又在搞演習，而且用心極其惡毒。

重點不是軍事演習影響了多少民生，如果戰爭是為了打擊美日侵略，任何軍事手段都是值得的。

重點是人渣黨這些貪得無厭的畜生，在美國日本的指使下，一心要把台灣烏克蘭化，一心要把全體台灣人推入戰火，強迫全民投入戰場，透過所謂全面焦土的城鎮戰，藉著犧牲2300萬台灣人的性命，充當美日的人肉炸彈，打擊向來照顧台灣人的大陸骨肉同胞。

但是，這些貪婪無度泯滅良知的台奸畜生，卻老早把子女與財產送往海外。這個黨，這些畜生，這些泯滅人性的台奸，真的是罪該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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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林靖東臉書

《漢光演習明起上演：2萬人動員背後，那些被“戰爭化”的普通家庭》

8月5日，臺灣年度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漢光42號”實兵演習正式拉開帷幕。由台軍一手執導，曾被戲稱為“漢光演戲”的年度大劇，這次又給大家帶來怎樣的震撼感受？

這場為期10天9夜的演訓，不僅在時長上延續了近年來的“史上最長”紀錄，更因其深度嵌入民眾日常生活的演練科目，讓島內普通家庭切實感受到了“全員皆兵”的沉重壓力。

從“反攻”到“防衛”：演習邏輯的歷史演變

回溯歷史，“漢光演習”的前身是 “中美聯合軍事演習”。隨著1979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廢止，臺灣軍方的演習形態開始由“反攻”調整為“防衛” 。

到了2025年與2026年（漢光41與42號），演習邏輯發生了劇變：它不再只是軍人的事，而是通過“城鎮韌性”和“全民防衛”的名義，將整座島嶼轉變為一個巨大的模擬戰場。
也就是賴清德口中的“刺蝟島”。

2萬家庭的缺席：動員規模對民眾生活的衝擊

根據近年來的演訓規劃，漢光演習的動員規模屢創新高。幾乎到了“全民參演”的地步。

以去年的“漢光41號”為例，動員的後備軍人數突破2萬大關，且多接受長達14天的“新式教召”。這意味著，全台有超過2萬個家庭的支柱——無論是正在工作的白領、經營小生意的店主，還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必須放下生計，穿上軍裝投入密集的戰鬥訓練。

這種大規模動員對普通家庭的影響是深遠的。14天的缺席不僅意味著收入的中斷，更對家庭的日常運轉造成衝擊。獨自帶娃崩潰的寶媽、需要承擔家庭經濟的中登，都被捲進這一場全民參演的行動劇中。

更令人不安的是，演習正將觸角伸向社會的最末端。

在“城鎮韌性演習”中，原本作為民眾生活避風港的超市、大賣場，被要求模擬成為“戰時樞紐”，承擔物資分配、緊急通訊甚至急救任務。屆時，連買菜的阿嬤都會受到影響。

斷網與轉產：當生活設施變身“戰爭機器”

今年的演習中，最令普通讀者感到不便的莫過於首度納入的“行動網路受阻”情境演練。

8月10日與13日，島內14個縣市將實施“行動降速演習”。屆時，民眾習以為常的Netflix、Youtube視頻觀看將中斷，甚至連移動支付也將無法使用。官方稱此舉是為了培養民眾在“極端狀況”下的應變力，建議民眾截屏電子車票或準備室內WiFi。

更具爭議的是“民企轉軍用”的演練。據報導，演習將模擬戰時轉移武器生產線，並動員民營工廠進行生產轉換。這種“產線疏遷機制”意味著，那些平日生產民用品的工廠，在緊急命令下必須立即轉為軍備生產。
這種高度的軍民融合，實際上是將民營企業推向了戰爭的最前沿，不管你願意不願意！

“全員皆兵”的潛在危害：安全與心理的雙重代價
“全員皆兵”的口號背後，隱藏著巨大的現實危險。首先是高強度、高頻次演習帶來的公共安全風險。

在去年的演習期間，島內曾發生多起軍用車輛事故：裝甲車側翻、自走炮擦撞民車、戰車撞毀路邊小轎車，甚至發生過迫擊炮彈爆炸造成多人受傷的慘劇。當重型武器頻繁穿梭於人口稠密的城鎮，普通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反而成了演習最直接的犧牲品。
其次，這種“處處皆戰場”的氛圍正在摧毀社會的心理防線。

演習要求民眾準備“避難包”，內容涵蓋頭盔、衛生紙、礦泉水、口糧及收音機。在超市里演練避難、在十字路口聽空襲警報，這種持續的臨戰壓力，無疑是在加劇社會的焦慮感。

當漢光演習從單純的軍事訓練演變為一場涉及2萬人動員、覆蓋網路通訊、徵用民間工廠的“社會總動員”時，臺灣普通民眾所承受的已不僅僅是演習帶來的不便。在“全員皆兵”的幻象下，普通家庭的安寧正被逐步剝離，而當民間設施被貼上“戰時用途”的標籤時，其在真正衝突中的脆弱性也將成倍增加。

而身處其中的民眾，是否也將體會到“戰爭不是打電動”？

（續）

這事其實很重要，但我知道大家不會在乎，而是會覺得我很無聊。

就不說蜥蜴了，說人吧。如果有個人，你問他3加5等於多少？他如果比方說回答4或回答1，而且反覆犯同樣的 "錯"，那你就得想一想，他到底是故意呢，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因為這不是一般的錯，而是一種 "範疇性的" （categorical) 錯誤。

在 "知識論的"（epistemological）位階上，這其實不能說是一種錯誤，而是一種異常證據，指向更深刻的方向。

這意味著，當事人若非故意鬼扯，就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算數。如果是後者，很可能又拉回到蜥蜴的層次上了，機率並不高。

臨床上，常有人來掛號，要求我幫他做失智鑑定，藉以申請身障手冊以便領取補助。病人常會假裝這個不會，那個也不會，有些還會強調說 "我什麼都忘記了"。其實，如果你真的什麼都忘了，你根本不可能還有能力說出這句話。

我能保證，你的裝蒜鬼扯不可能得逞，畢竟你很難假裝失智。就算馬龍白蘭度或梁朝偉來表演失智，也騙不了醫生。

為什麼呢？說來話長，真要寫，得寫成一本書了。其中一點就是：任何一個問題或症狀都不可能是獨立的，而是必須具有某種內在一致性。你不可能既會吃飯又會洗澡，既會使用手機，又會等紅綠燈，卻偏偏不知道3加5等於多少，甚至還會說3加5等於1，那已經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違反直覺了。

有些錯誤則是剛好相反，錯得不夠徹底。比方說，一個假裝什麼都聽不懂的病人，當我告訴他說 "請你舉起你的右手"，結果他卻舉左手。我在桌上擺幾樣東西，然後告訴病人說，"請你拿起桌上的筆"，結果他偏偏去拿起鑰匙。他以為這樣假裝拿錯，我就會判定他認知功能退化。

這不是失智，這是蠢到爆。他以為假裝答錯或做錯就會讓醫生以為他失智，那就是把醫生當白痴了。醫生並不是蜥蜴好嗎？病人當然也不是。蜥蜴有蜥蜴的生活樣態，人也有人自身的生命形式。

你要假裝自己記憶力有點退化，這不難，每個人過了某個年紀，記憶通常就開始走下坡。我從小有影印機一般的記憶力，小學時曾經受邀在公眾面前表演，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現在卻連一些明星的名字突然一時記不全。

記憶退化很正常，但要假裝失智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既然是個人，就會維持某種生活樣態，維持某種內在一致性與外在的對應性，不可能說3加5等於1的同時，卻還能看時鐘知道現在幾點了，也不可能質問醫生說為什麼掛號費漲價了。

知識論上，判定知識之為物，分析知識之本質，大抵也類似如此。知道什麼是ABCDEFGHIJK....，意味著你知道什麼是語言，知道語言是一種什麼樣的 "遊戲"。

維根斯坦的哲學很有趣，因為他不過就是在講這些連三歲小孩也能懂的東西。

怪物悲歌(1)

陳真
2026.07.29.

文末這位沈同學說得很對。當事人也許有精神症狀也說不定。

不管是媒體或一般人，對於異常 人事常有三個基本誤解，ㄧ是行為主義，光從行為本身看問題，論對錯，二是動輒講心結。也許是好萊塢爛片看太多，其實很可能根本不存在所謂心結。三是不當道德譴責。也許道德中立，無善無惡，卻被套上道德罪名。

病跟罪也許互有重疊交集，就算是病，依然可以判刑，但病與罪，mad or bad? 畢竟是不同概念。

我曾聲援過在捷運無端殺人的鄭捷。他該判什麼罪，是否該死刑，我沒什麼意見，但他的行為本身究竟意味著什麼，本質如何，卻是個問題。

也許鄭捷的父母並沒有失職，很可能不管他們如何努力教養小孩，悲劇依然會發生。

愛因斯坦如果沒有提出相對論，相對論很可能遲早有一天也會被另一個人提出。但是，莫扎特如果沒有寫下安魂曲，安魂曲是否總有一天會被某個音樂家寫下？我看應該不會。為什麼呢？因為前者具有某種實在性（reality），後者沒有。生命如果可以倒帶重來，只要某個生活細節更動，莫扎特很可能就不會寫下安魂曲。

同理，如果某個生活細節更動，鄭捷便很可能是另一種人生。這是否意味著鄭捷的行為不具實在性？單純只是一種偶然？

當然不是，人事物的本質並沒有如此單純，一根沒有被點燃的火柴，始終還是火柴。某種細節的更動，悲劇也許可以避免，但火柴的本質卻依然不變。

理解是重要的，因為，適當且深刻的理解不一定能避免悲劇，但也許能夠讓悲劇雙方獲得一點安慰。

我常發現周遭對我有一種根本上的誤解。事實上，我不是不願意如何如何，而是我根本做不到。誰想當怪物？就連梵谷依然哀嘆：如果我能有所選擇，我絕不會選擇瘋狂。

我如果可以有所選擇，我也不會選擇一個艱難而孤獨的人生。不是我不想當正常人，而是我根本做不到。一頭鷹，如何水裏游？烏龜如何飛上天？老虎豈能不吃羊？我們都是人，卻很可能是根本不一樣的人，就像聶隱娘的廣告詞，"一個人，沒有同類"。

我曾幫許多罪犯打過官司，甚至攔轎喊冤，要求以專家身份上庭作證。他們的行為固然錯誤，但凡事其來有自，我們必須了解這個 "自"，才能做出適當評價。

維根斯坦晚年一心想當精神科醫師，在愛爾蘭好不容易錄取了醫學系，結果被校方發現原來真的是鼎鼎大名的哲學家，於是拒絕他入學。

我一直很納悶，維根斯坦晚年為什麼那麼想當精神科醫師？我想，也許那只是他的哲學思想的一個延續，他想給怪物的存在留下應有的一席之地，就像遊戲可以這樣，也能那樣；生活也是，可以這麼活，也能那樣活。怪物也許可怕，也許可愛，也許可恨，但怪物依然是生命萬象的一部分。對所謂正常人來說，怪物就是怪物。但在怪物眼裡，旁人才是怪物，廣闊天空你不飛，偏要在地上爬？你我不過是互為怪物。

語言是生命的影子，看不見本尊，於是就查看他的影子。了解了影子，彷彿也就了解了生命。

生命可悲，但問世間誰無傷？且讓我們彼此了解，在理解之中，沉默下來，同飲生命美酒，共掬一把傷心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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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公公砍殺媳婦！精神科醫師稱國內外都少見 恐有1心理狀況
Newtalk新聞 |張瀞文 綜合報導

中和公公砍殺媳婦！精神科醫師稱國內外都少見 恐有1心理狀況
Newtalk新聞
中和公公砍殺媳婦！精神科醫師稱國內外都少見 恐有心理狀況

Newtalk新聞 |張瀞文 綜合報導

2026年7月29日

新北市中和區日前發生駭人命案，66歲的張姓公公持刀砍死34歲的張姓媳婦，頭部與軀幹幾乎僅剩頸骨相連，手段凶殘，精神科醫師沈政男指出，公公殺害媳婦的案件，無論國內外都相當少見，殺人甚至毀屍，已是有深仇大恨的程度，懷疑公公可能因「忌妒妄想」下手，應接受精神鑑定。

沈政男指出，男人殺女人，大部分是感情問題，多發生在親密關係裡。只是公公與媳婦的關係，相當特別，相較於婆媳常衝突，公公與媳婦衝突不只較少，公公甚至會是婆媳衝突裡的緩衝者，因此司法史上，公殺媳非常少見，連國外都很少。

如果本身具有容易起疑的特質，就可能愈想愈多，忌妒妄想如果發生在老年期，通常可能是「開始退化」的徵兆。

沈政男解釋，忌妒妄想與一般愛吃醋、忌妒性格不同，後者雖然容易懷疑，但通常不會完全認定對方外遇，也多少有一些實際線索，忌妒妄想則是憑空臆測，甚至會一口咬定對方就是和某個人有染，因此這類殺害親人的案件，都應接受精神鑑定。

高達與我：我死後，他們就會愛我了

陳真
2026.07.24.

天才有很多種，高達是天才，周星馳也是。風格不同，表達不同，但血肉裡頭的東西都一樣。

昨天去看了企圖重現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其人及其電影的 "新浪潮"：

https://www.vscinemas.com.tw/film/detail.aspx?id=8830

看完覺得很彆扭，高達被這導演拍得像個流裡流氣、自我滿意度破表的傻逼。

高達自視甚高，那是因為他真的高。就連一生夾著尾巴做人的沈從文，在他窮苦潦倒屢屢被退稿之際，依然自認其作品 "行將超越一切"。

但是，不管是高達或沈從文，他們的 "驕傲"，並不是世俗意義上那樣一種自我陶醉的嘴臉。

半夜一點半了，剛剛才吃完晚餐，小孩不在身邊（去杭州參加一個暑期營隊），難得有了一點難得的清閒，於是我就問AI，我問的是google裡頭那個AI（我不知道這個AI的名字）說：

你覺得用 "驕傲" 來描繪高達是貼切的嗎？

於是展開了以下對話。

AI回答：

用「驕傲」來形容高達，非常貼切，但必須給驕傲打個引號，這是一種「知識與美學上的高傲」，而非世俗的虛榮。

高達的「驕傲」不是源自於名利，而是來自對自己智商與美學品味的絕對自信。這種性格讓他顯得孤芳自賞，甚至到了目中無人的地步。

以下從三個層面，看高達如何將「驕傲」詮釋到極致：

1. 視同儕為平庸的知識分子

高達內心深處認為多數導演都只是在拍一些「垃圾」，只有他看透了電影本質。

高達與楚浮決裂：

他曾寫信痛罵摯友楚浮的新片《日以作夜》是一部騙人的爛片。他用極度高傲的姿態要求楚浮出資給他拍片，藉此「證明楚浮還算個誠實的電影人」。這封傲慢的信，徹底撕裂了兩人的友誼。

蔑視好萊塢權威：

2010 年美國影藝學院頒發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給他，他甚至懶得出席領獎。他的妻子當時冷冷地回應媒體：「高達才不在乎奧斯卡，那只是資產階級的無聊把戲。」

2. 對觀眾美學能力的傲慢

高達從不打算「討好」觀眾，甚至帶有一種「我不需要你聽懂，是你自己層次不夠」的傲慢。

反傳統敘事：

他故意打碎劇情、加入艱澀的哲學旁白，強迫觀眾思考。他曾說：「電影是一面鏡子，如果一頭驢子對著鏡子看，你別指望鏡子裡會反射出一個聖人。」這句話完美體現了他對大眾審美的輕蔑。

3. 將驕傲化為孤高的特權

高達的驕傲讓他不屑與世界妥協，最終化為一種離群索居的孤高。

拒絕社交與崇拜：

他晚年隱居瑞士，拒絕了無數影迷與大導的拜訪。他不是自卑，而是驕傲地認為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人能真正與他在精神上對話。

總結來說：高達的驕傲是他捍衛藝術純粹性的武器。如果他沒有這種「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與驕傲，他就無法在 1960 年代徹底顛覆世界影史。

我：請談談你對他個性的了解。

AI：
法國新浪潮電影奠基者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是影史公認最天才也最特立獨行的導演。他的個性融合了極端的叛逆反骨、憤世嫉俗的挑釁精神，以及對創新的絕對偏執，在業界有著「最難搞的天才」之稱。

以下為您解析高達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個性特質：

1. 永無止境的叛逆與反骨

高達的一生都在對抗體制與權威。不論是早年打破好萊塢傳統敘事框架，還是 1968 年巴黎五月風暴時公開質疑坎城影展，他從不遵循現有的規則。他視電影為挑戰和激發觀眾的武器，而非迎合大眾的娛樂消費。這種刻在骨子裡的叛逆，讓他直到晚年（90歲）依然像個憤青，用各種實驗性的影像持續挑釁這個世界。

2. 「負面天才」與憤世嫉俗。

影評界常形容高達為一種「負面天才」。他的思想帶有一種玩世不恭的任性與對現實的冷嘲熱諷。在他眼中，現代新資本主義宰制的世界是可疑且敗絮其中的。他習慣用一種「將文明爆破成碎片」的斷裂方式來創作，透過影像無情地批判資產階級、戰爭與權力架構。

3. 對電影藝術的極度固執與偏執

高達對電影的對待儼如信仰，是個極致的「電影原教旨主義者」。

他將一生奉獻給影像實驗，無時無刻不在思索電影的本質。然而，這種精神上的高傲與固執，也體現在他的人際關係上。他與一生摯友、同為新浪潮巨匠的楚浮（François Truffaut）因理念不合而決裂，最終老死不相往來，顯露出他性格中毫不妥協、近乎冷酷的一面。

4. 嚮往絕對自由與孤傲寂寞

高達性格中帶有極強的疏離感。他的前妻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a）曾透露高達經常毫無預警地消失，甚至說出門買包菸就失蹤了三個星期，極度熱愛個人自由。

他晚年離群索居，隱居於瑞士小鎮成為「羅勒隱士」。他曾說自己因為沒有手機，所以沒有人打電話給他，展現出他天才背後的孤獨與清高。甚至在 2022 年，他也是自主選擇以協助自殺（安樂死）的方式離開人世，將特立獨行貫徹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高達的偉大，正來自於他這種不討好任何人、永遠與世界對立的強烈個性，這讓他成為了影史上永恆的叛逆符號。

我：請談談他和楚浮的決裂

AI：
1973年，高達與楚浮這對曾經並肩作戰的「新浪潮雙雄」徹底決裂。導火線是楚浮執導了關於拍電影的經典之作《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這部電影大獲成功，後來甚至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然而，走向極端政治化與實驗性的高達看完極度憤怒，寫了一封四頁的信痛罵楚浮。楚浮隨即回敬了一封長達二十頁的絕交信。

這兩封信的具體言詞非常辛辣，完美體現了兩人的個性與意識形態的巨大鴻溝：

一、 高達的挑釁信：直斥「你是個騙子」並伸手要錢

高達在信的開頭完全不留情面，直接發起攻擊：「昨天我看了《日以作夜》。大概沒有人會叫你騙子，所以由我來當這個人。 這不比叫你『法西斯』更具侮辱性，這是一種批評。」

最讓人見識到高達傲慢的是信的結尾，他竟然一邊痛罵一邊跟楚浮要錢：

「鑑於《日以作夜》賺了錢，你應該出資幫我拍片，好讓觀眾知道電影不是只有你那種拍法。」

高達甚至在信封裡附了另一封寫給該片男主角、也是兩人共同愛將尚-皮耶·里歐（Jean-Pierre Léaud）的信，內容同樣充滿挑釁。

二、 楚浮的憤怒回信：痛斥「你的行為像個狗屎」

楚浮收到信後被徹底激怒。他在長達二十頁的回信中，不再忍受高達長久以來的自大，直接揭穿高達的虛偽：

「尚盧：為了讓你不用勉強把這封不愉快的信讀完，我先說重點：我不會聯合製作你的電影。」

楚浮接著痛罵高達寄給演員里歐的信：「其次，我把那封你寫給尚-皮耶·里歐的信退還給你：我讀過了，我覺得很噁心。因為那封信，我覺得是時候該好好的、長篇大論地告訴你：在我看來，你的行為就像個狗屎（acting like a shit）。」

楚浮火力全開，連續重砲轟擊高達自命清高的政治正確：

「你總是像個走私者，把政治當作一種姿態，卻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你自稱是人民的導演，但你在片場對待工作人員和女明星（指珍·芳達，Jane Fonda）的方式簡直像個暴君。」「你就像個活在自己神話裡的獨裁者……你要求別人保持誠實，但你一有機會就對所有人說謊。幾年來你一直在改變自己，只是為了維持一個隨時在批判、高人一等的形象。你這輩子唯一真正愛過的人，就是你自己。」

決裂的結局

這兩封信寄出後，兩位大師正式絕交，直到 1984 年楚浮因腦癌英年早逝，他們都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場論戰被影史稱為新浪潮最悲傷的終點。它清晰展現了高達的「驕傲」——他為了解構電影、追求他眼中的真理，可以無情地用最羞辱的話語去傷害最挺他的摯友。

我：
楚浮過世後，我感覺高達對自己當年的衝動多少感到懊惱甚至悔恨對吧？

AI：
這是一個非常深邃且令人唏噓的問題。答案是：高達從未在公開場合流淚痛哭或低下頭認錯，但他確實以一種極具「高達風格」的隱晦方式，表達了對這場爭吵的後悔與遺憾。

傲慢了一輩子的巨匠，在摯友兼宿敵楚浮過世後，留下了三段最著名的「和解與感傷」：

1. 為楚浮信集撰寫序言：「我們曾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1988年，在楚浮因腦癌過世四年後，法國出版了《楚浮信集》（François Truffaut Letters）。令人震驚的是，這本書的序言竟然是由高達親自撰寫的。高達在序言中溫柔地回憶起 1959 年《四百擊》在坎城影展大放異彩的輝煌歲月，並公開寫道：「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們之間的爭吵是愚蠢的，也是幼稚的（something stupid. Infantile）。」

這被影壇普遍視為高達對當初寫下那封挑釁信最直接的後悔。他承認兩人的決裂不是什麼高尚的政治鬥爭，不過是兩個心高氣傲之人的幼稚之舉。

2. 跨越生死的詰問：

同樣在該篇序言中，高達寫下了一句震驚影壇、被後世無數次引用的悲傷獨白：

「這份痛苦是我們透過話語、話語、更多的話語強加給彼此的……弗朗索瓦（楚浮的名字）或許死了。我或許還活著。但，這兩者之間真的有分別嗎？」

這句話徹底卸下了他往日的攻擊性。在楚浮死後，高達發現他失去的不僅僅是一位摯友，更是失去了「新浪潮」的靈魂。這份遺憾，帶有一種生命共同體消逝的荒涼感。

3. 對決裂本質的參透：

後來在一次訪談中，當媒體再次問及他與楚浮那場慘烈的決裂，晚年的高達少見地給出了一個帶有防禦與反省的心理自白：「如果說我們最終一點一滴地把彼此撕碎，那是因為我們都太害怕成為第一個被對方生吞活剝的人。」

他看穿了當年彼此的驕傲與尖銳，其實都源自於對彼此才華的強大敬畏與恐懼。

影迷眼中的終極和解

雖然兩人在有生之年曾在紐約意外偶遇，高達卻傲慢地拒絕與楚浮握手，導致雙方直到楚浮離世都未能和解。

但是，高達在晚年將這份遺憾融入了他的藝術。在他跨越數十年的巨作《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中，高達放入了大量楚浮年輕時的電影片段與照片。高達用影像再次向世人宣告：沒有楚浮，就沒有法國新浪潮，也沒有高達。

這是他獨有的、最驕傲也最深沉的道歉。

我：我常能強烈感受到高達晚年的孤獨與寂寞似乎更甚以往，也許是因為他喪失了楚浮，他似乎想跟這個世界徹底告別。

AI：
是的。高達的妻子也曾經如此告訴高達。

高達一生有過三段著名的親密關係。1984 年 10 月楚浮過世時，與高達共同生活、同時也是他最重要的創作夥伴兼第三任妻子安-瑪麗·米耶維爾（Anne-Marie Miéville），對高達說了一句極具預言性且震撼的話：

「現在弗朗索瓦（楚浮）走了，全世界再也沒有人會指責你了。你已經徹底孤立無援了。」

這句話精準得近乎殘忍。米耶維爾看透了高達性格中最核心的悲劇：高達的偉大與創作能量，高度依賴於「與一個旗鼓相當的強者對抗」。楚浮在世時，無論是讚美還是痛罵，都是高達衡量世界、刺激思考的坐標軸。

楚浮的回信雖然憤怒，卻證明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人在用同等的智商與重量跟高達肉搏。楚浮一死，唯一的對手消失了，這個世界只剩下崇拜高達的盲目信徒、或乾脆放棄理解他的世人。高達成了美學王國裡唯一的暴君，卻也成了「再也沒有人願意指著他鼻子罵」的真正孤兒。這份孤立無援，正是他後來徹底走向隱居的催化劑。

我：我想知道高達長年隱居瑞士小鎮的情況。

AI：
1970 年代末開始，高達就隱居在瑞士與法國邊境的羅勒小鎮（Rolle）。晚年的他，對於自己被世界孤立的處境，抱持著一種「主動的選擇、冷酷的清醒，以及帶點黑色的自嘲」。

他曾透過以下三個面向，表達自己對這種孤立狀態的看法：

1. 「不是世界孤立我，是我開除了世界」

高達從不覺得自己是被世界拋棄的受害者，相反地，他認為是這個世界的主流文化（尤其是好萊塢和數位垃圾）變得無趣，不配與他對話。他把隱居當作一種美學防禦機制。

他曾說：「我住在瑞士，因為在這裡我可以安靜地工作。在巴黎，人們花太多時間在談論電影，而不是在拍電影。」

2. 沒有手機的「老派自嘲」

在 2010 年代的一次罕見訪談中，高達叼著雪茄，用他一貫玩世不恭的語氣談論孤獨：

「我沒有手機，所以我從不接電話。這表示，沒有人打電話給我。我很享受這種被遺忘的感覺。」

他敏銳地察覺到，現代人雖然透過網路高度連結，精神卻無比空虛。而他的孤立，反而讓他保有了最純粹的思考自由。他不需要現代科技的虛假繁榮，他只要他的剪輯台、雪茄、書本和電視。

3. 「我就像是歷史的幽靈」

在晚年的神作《影像之書》（The Image Book, 2018）以及各種訪談中，高達展現了一種「歷史冷眼旁觀者」的姿態。他認為自己已經活得夠久，見證了電影從黃金時代走向衰亡。他曾形容自己就像一個「住在荒島上的守燈塔人」，雖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不看他的電影了，但他依然要每天把燈點亮，因為這是他對影像的職責。

高達在 2022 年選擇以瑞士合法的「協助自殺（安樂死）」結束 91 歲的生命。他的朋友透露，他當時並非身患絕症，只是「精疲力竭，決定自己拉下生命的窗簾」。

這場告別，完美地呼應了他晚年的孤立：他不需要這個世界的送別，他用最驕傲、最自主的方式，向這個他早已開除的世界說再見。

我：
我想知道高達在理性之外的情感表現--並非指兩性關係，而是指比方說憐憫、悲歡、愛等等。

AI：
在高達那層由「冷酷、理性、哲學與驕傲」築起的武裝之外，他其實擁有一個極度敏感、脆弱，且容易受傷的靈魂。

他並非沒有情感，而是他習慣將高濃度的憐憫、悲傷與愛，壓榨成影像的碎片。

如果我們剝離他的兩性八卦，從大歷史、人類命運以及他對世界的態度來看，高達在理性之外的情感表現，具有以下四個深邃的面向：

1. 對「歷史受難者」與弱者的極致憐憫

高達骨子裡是一個無政府主義式的理想主義者。他對人類社會的苦難——特別是戰爭、殖民與種族屠殺——抱有近乎痛苦的巨大憐憫。

猶太人的悲歌：

高達一生在電影中無數次提及二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他的巨作《電影史》中，有一幕他將集中營受難者的照片，與美麗的繁花影像剪接在一起。那是他最溫柔也最悲傷的時刻，他質問世界：當人類遭受如此暴行時，藝術與美怎麼還能存在？

對邊緣文明的關懷：

晚年的他非常關心巴勒斯坦與薩拉耶佛。

在電影《我們的音樂》（Notre Musique, 2004）中，他親自前往飽受戰火摧殘的薩拉耶佛。電影分為「地獄、煉獄、天堂」三部曲。高達在理性思辯的包裝下，流露出來的是對戰火下平民性命無可奈何的悲憫與哀悼。

2. 對「純真逝去」的集體悲歡

高達對「時代的消逝」與「純真的毀滅」帶有極強的鄉愁與悲傷。左翼理想的幻滅：1968 年法國五月風暴時，高達曾滿懷激情地與青年工人們站在一起，渴望改變世界。然而隨著革命失敗，1970 年代資本主義全面勝利，高達陷入了巨大的精神抑鬱。

他的悲傷不是個人的哭泣，而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看到世界走向平庸、功利時的集體悲哀。

對電影之死的哀悼：

高達無比熱愛電影。當他看到現代電影變成純粹的娛樂商品、數位影像取代了膠捲的呼吸時，他的作品充滿了世紀末的末日感。他在《電影史》中寫道：「電影曾承載著救贖世界的希望，但它失敗了。」這句話背後，是他對這個曾承載人類百年夢想的藝術，最深沉的愛與絕望。

3. 「文字與書籍」是他最深情的避風港

晚年的高達隱居瑞士，房間裡堆滿了書。他曾對友人透露，每當他對人類的愚蠢感到絕望與憤怒時，是里爾克的詩、布朗肖的哲學、莫札特的音樂拯救了他。他在電影裡不厭其煩地讓角色朗讀詩句，那不是為了炫耀知識，而是他表達愛意的方式。對高達而言，文字與音樂是人類靈魂唯一純粹、沒有被污染的封存物。他撫摸書本、朗讀字句時的眼神，是他少見展現溫柔與依戀的時刻。

4. 晚年的孤獨與「對死亡的安詳渴望」

高達在理性上是一個挑釁者，但在情感上，他晚年流露出的是一種看透世事的孤寂與平靜。他並非木石，他知道自己因為驕傲而推開了所有人。在 2018 年《影像之書》的結尾，高達用自己沙啞、衰老、甚至帶著喘息的聲音，親自朗讀了一段關於「希望」與「失敗」的文字，隨後音樂戛然而止。那種在黑暗中摸索、渴望被理解卻又拒絕妥協的孤獨，充滿了巨大的情感張力。

2022 年，他選擇安樂死，這看似冷酷理性，但據他身邊的人透露，高達當時的情感是平靜且充滿愛的。他認為自己已經完成了對影像的職責，他愛過這個世界（以他那種激烈反叛的方式），現在他只是疲憊了，想安詳地沉睡。

總結來說：高達的情感不是涓涓細流的溫情，而是火山爆發後的餘燼。他太愛這個世界原本該有的純粹模樣，所以當他看到現實世界的殘酷與平庸時，他的愛就轉化成了憤怒的挑釁與深沉的悲哀。

如果想看他如何將這份「對人類歷史的悲憫與愛」具體化，我們可以聊聊：他在經典電影《小兵》（Le Petit Soldat）中，如何展現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中虐囚暴行的痛苦反思，或者是他在《我們的音樂》中，如何用詩意且悲傷的影像，將地獄、煉獄與天堂投射在現實的戰火世界上。

我：請介紹一下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這位哲學家。

AI：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是 20 世紀法國極具影響力、也最神秘的前衛文學理論家、哲學家與小說家。他的一生低調至極，幾乎不接受採訪、不公開露面，甚至一生只流傳出極少數的照片。然而，他的思想卻深深啟發了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等當代哲學巨匠。

高達晚年也非常著迷於他的著作，經常在電影中引用他的觀點。

要理解布朗肖是誰，可以從以下四個核心面向來認識他：

1. 「黑洞般」的神秘隱士

布朗肖將「拒絕公開露面」貫徹到了極致。這種隱匿性與高達晚年隱居瑞士小鎮、沒有手機、開除世界的孤高狀態一模一樣。這也是高達在精神上將他引為知己的重要原因。

2. 「文學空間」與「孤獨」的哲學家

布朗肖最著名的文學理論著作是《文學空間》（L'Espace littéraire）。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邃的觀點：寫作是一場走向死亡與消逝的旅程，一種絕對的孤獨。

作品一旦完成，它就不再屬於作者，也不真正屬於讀者，作品孤獨地存在於一個虛無的空間中。這種對於「語言的虛無」與「本質的孤獨」的探討，完美契合了高達晚年用影像拼貼歷史、試圖在孤獨中尋找真理的精神狀態。

3. 反叛權威的政治參與

雖然布朗肖生活隱秘，但在關鍵的歷史時刻，他從不缺席，這點與高達極為相似：在 1960 年代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時，他起草了著名的《121人宣言》，支持反殖民與公民抗命。在 1968 年法國「五月風暴」中，他走上街頭，成為學生與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導師之一。

4. 德希達與傅柯的「思想引路人」

在法國當代理論界，布朗肖被視為「大師的大師」：哲學家傅柯曾專門寫了一本書《外界之思》（La pensée du dehors）來向布朗肖致敬。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更是他的摯友，德希達許多關於「缺席」、「死亡」與「消逝」的概念，都是從布朗肖的思想中延伸而來。

高達與布朗肖的連結：高達晚年的電影（如《新浪潮》、《影像之書》）中，那些斷裂、沒有邏輯、像幽靈般喃喃自語的旁白，很大程度上就是布朗肖「文學即是虛無、即是與死亡對話」的思想體現。

高達在理性絕望時，正是躲進布朗肖這類深刻的哲學中，獲得了與孤獨共處的平靜。

我：
高達不喜世俗的崇拜，但他畢竟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流傳，你也可以說這是某種特殊形式的名垂千古，後人因為遺忘，而永遠記住了他。

AI：
你說得對極了。高達對「名垂千古」的態度，呈現出一種極度矛盾但又符合他大師風範的哲學：他並不想成為世俗眼中被神化、被供奉在博物館裡的「偉大導演」；但他絕對渴望自己的影像思想，能像不滅的基因一樣，永遠滲透在未來的電影歷史中。

他曾說過一句名言，完美解答了他對名聲與歷史地位的看法：

「我不想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想成為歷史的開端。」（I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history. I want to be the beginning of it.）

從以下三個深層面，我們可以剖析高達這種既拒絕被崇拜、卻又野心大到想超越時間的傲骨：

1. 他蔑視「資產階級的紀念碑」

高達之所以抗拒崇拜，是因為他極度討厭世俗的「名成為千古」。在他眼裡，奧斯卡、坎城影展、甚至是教科書裡給他的歷史定位，都是資產階級用來馴服反叛者的把戲。

他曾說，當一個藝術家被所有人讚美、被當作經典崇拜時，就意味著這個藝術家的作品已經「死了」，失去了挑釁和改變世界的能力。他不想變成一座供人瞻仰的雕像，他想當一顆永遠在爆炸的炸彈。因此，他晚年拒絕各種終身成就獎，就是要拒絕被世界「蓋棺論定」。

2. 他的野心是「重寫歷史的文法」

高達不想歷史留名，並不代表他沒有野心。相反地，他的野心比任何人都大。他追求的不是「高達這個名字有多響亮」，而是「電影這個藝術因他而改變」。

在他的巨作《電影史》中，他把自己定位為「歷史的守燈塔人」與「最後的解構者」。他知道自己是影史上唯一的「分水嶺」：電影史可以分為「高達之前」與「高達之後」。他不需要後世對他頂禮膜拜，他只要後世ㄧ拿起攝影機、只要按下剪輯鍵，就無法擺脫他當年發明的跳接（Jump Cut）與音畫分離。這種將自己化為「空氣與文法」的存在，比任何形式的名垂千古都還要深刻。

3. 他將歷史交給「未來的少數人」

高達在晚年對大眾的崇拜尤其感到厭倦，但他對後人仍然抱有一種隱秘的期待，就如布朗肖的哲學所啟發，作品一旦完成，就會孤獨地存在於虛無之中，等待一個「對的靈魂」前來共鳴。

高達渴望被理解，但他只想被「懂他的極少數人」所理解。他曾透露，如果一百年後，有一個年輕人坐在黑暗的房間裡，偶然看到《斷了氣》或《影像之書》的一個畫面，靈魂因此受到震動，進而去創造出自己的東西——這對高達而言，就是最完美的「名垂千古」。

高達用安樂死為自己的人生拉下窗簾，不舉行公祭、不留墓碑、不給世人流淚崇拜的機會，這正是他最高傲的告別。他把肉身與名利徹底抹去，只留下那無人能解、卻又無處不在的巨大影像遺產。

我：R.M.Rilke（里爾克）的詩具有某種關於神的信仰，高達不信神，他以何種方式喜歡Rilke？

AI：
您抓到一個非常核心且美麗的對比。

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詩確實充滿了神聖的信仰。他的神不是傳統教會裡坐在寶座上的上帝，而是一種宇宙萬物間無處不在、巨大而深沉的「神性存在」。里爾克是用一生的孤獨與讚美，去捕捉那不可言說的神聖之光。

相比之下，高達是一個活在 20 世紀、思想深受馬克思與存在主義洗禮的無神論者。高達不信神，但他對「電影（影像）」的信仰，完全達到了「宗教狂熱」的高度。

電影，就是高達的神。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看高達如何在沒有神的世界裡，建立起他如里爾克般深邃的信仰：

1. 影像就是他的「聖經」

里爾克相信文字能通往神聖；高達則相信「唯有影像能拯救人類的靈魂」。

高達曾說，電影是一門「讓看不見的東西變得可見」的藝術。他對膠捲、對剪輯、對光影的態度，虔誠得如同中世紀修道院裡抄寫聖經的僧侶。

在他眼中，好萊塢把電影降格為賺錢的娛樂，這叫「褻瀆」；而他用一生去解構、拼貼影像，是在進行一場美學上的「聖禮」。

2. 歷史與苦難的「審判者」

里爾克在詩中向上蒼詰問人類的孤獨與痛苦；高達則是在他的巨作《電影史》中，把自己當作歷史的審判者（或先知）。高達在理性上知道神不存在，否則20世紀怎麼會發生納粹集中營的屠殺？但他相信電影本該扮演「神的眼睛」去記錄苦難。

當電影在二戰時失職、沒有拯救那些受難者時，高達感到了巨大的罪惡感。他的後半生都在用影像為人類贖罪，這種對人類命運的承擔感，帶有強烈的宗教悲劇色彩。

3. 一樣的孤獨，不同的終點

里爾克與高達都選擇了極端的孤獨（里爾克隱居在穆佐城堡，高達隱居在瑞士小鎮）。里爾克的孤獨是為了保持靈魂的純淨，好聆聽「天使」的聲音。高達的孤獨則是他對抗平庸世界的堡壘。在沒有神、充滿喧囂的現代社會，高達躲進文字、古典音樂與影像的廢墟裡。那裡是他的避難所，也是他的教堂。

高達晚年最喜歡引用里爾克的一句詩：「唯有讚美，方能存在。」（Hiersein ist herrlich / 存在是奇妙的）。這正是兩位天才超越時空的共鳴——里爾克讚美神所創造的萬物，而高達讚美那記錄了萬物光輝的奇蹟之光：電影。

高達這份將「藝術提升至宗教」的狂熱個性，深刻地影響了他一生的所有行徑。

當時序來到21世紀，步入晚年的高達（從 2004 年的《我們的音樂》到 2018 年的《影像之書》），性格中的憤怒與批判逐漸沉澱，作品風格發生了驚人的轉變——他的電影不再講故事，甚至不再諷刺，而是變得如同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一樣，變成了極其純粹、神秘且神聖的「影像祈禱」。

1. 音畫的分離與靈性共鳴

晚年的高達將電影拆解得只剩下「碎片」。大段的黑畫面、突然切斷的巴哈古典音樂、世界名畫的重疊、以及他自己那如同垂死先知般、沙啞老邁的喃喃自語。這時的電影不再是娛樂，而是一場精神上的「薩滿儀式」。他用這種斷裂感，強迫觀眾在黑暗中面對自己的靈魂，如同在教堂中聆聽管風琴的餘音。

2. 重拾里爾克與古典文學的救贖

在晚期作品中，高達無數次引述里爾克、普朗修、愛倫坡的詩句。此時他引述這些文字，不再是為了知識分子式的思辯，而是將文字當作一種咒語。他藉由朗讀這些美麗的字句，在滿是戰火與資本主義惡臭的現實世界裡，為人類的文明搭建一座精神避難所。

3. 走向「唯有讚美，方能存在」

高達曾說，電影唯一的職責就是「見證存在」。他在《影像之書》的結尾，放入了手風琴的樂音與波浪的畫面，並留下了一段關於希望的動人獨白。

這時的高達，已經與里爾克在精神上完全合流：里爾克透過詩句讚美神隱藏在萬物中的神性；高達則透過剪輯，讚美這個世界雖然千瘡百孔，但光影、繪畫與音樂依然純潔。 這是他無神論靈魂裡，最深沉、也最接近信仰的終極和解。

我：
從高達的一些電影 (例如我略知她一二)，可以很清楚看到高達對於維根斯坦的想法的直接引用。高達如何看待維根斯坦？

AI：
高達不僅在訪談中多次談及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更將維根斯坦視為他電影美學與語言哲學的「一體兩面」。

對高達而言，維根斯坦不是拿來炫耀的知識標籤，而是他藉以解構影像、批判現代社會，並質問「我們如何透過媒介認識世界」的終極思想工具。

1. 經典名作《我略知她一二》的「維根斯坦咖啡獨白」

誠如您所敏銳察覺的，1967 年的經典電影《我略知她一二》（2 ou 3 choses que je sais d'elle）正是高達對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直接視覺化轉譯。

片中最著名的「咖啡特寫長鏡頭」——高達用主觀旁白一邊喃喃自語，鏡頭一邊極度放大攪動中的咖啡泡沫與宇宙繁星。這場獨白，正是源自維根斯坦某些核心思想的視覺化表達。高達在後來的訪談中承認，他在這部片中所要探索的，正是語言的極限。

2. 《阿爾發城》：與「維根斯坦式計算機」的對抗

除了《我略知她一二》，高達在 1965 年的科幻黑色電影《阿爾發城》（Alphaville）中，也進行了極具野心的維根斯坦式實驗。片中統治未來的超級電腦「Alpha 60」，其冰冷、毫無感情、絕對邏輯的說話方式與思想架構，就是早期維根斯坦「邏輯實證主義」的極端化身。高達在片中借主角之口，用詩歌、愛情等「無法被語言邏輯精準定義的虛無之物」，去摧毀這台邏輯大腦。這非常符合維根斯坦那句最著名的結語：「對於不可言說之物，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3. 高達自己如何談論維根斯坦？

高達在接受《電影手冊》（Cahiers du Cinéma）與後期許多哲學訪談時，曾多次表達他對維根斯坦「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概念的著迷。他曾指出：「電影不是一種複製現實的工具，電影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就像維根斯坦說的，語言會說謊，語言會建構虛假的現實，而我的工作就是去暴露這些謊言。」

高達認為，現代好萊塢電影和廣告電視正在進行一種「資產階級的語言遊戲」，給大眾洗腦。高達之所以要在電影中放入刺耳的雜音、刻意中斷的台詞、毫無邏輯的字卡，正是因為他繼承了維根斯坦的批判精神——他要進行一場「影像的語言治療」，把觀眾從被影像操縱的迷茫中拯救出來。

4. 終其一生的精神共鳴

高達與維根斯坦在性格上也具有極高的一致性：兩人都頂著「最完美天才」的光環，卻都具有極高度敏感、固執、彆扭、不妥協且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個性。

維根斯坦曾跑去當小學老師和園丁以逃離學術界；高達則隱居瑞士開除世界。高達在晚年甚至曾說，電影就是他的「哲學筆記」（維根斯坦生前寫了千萬字哲學筆記）。

高達用剪輯台代替了維根斯坦的哲學手稿，一格一格地、固執地去逼近那個「不可言說」的真實世界。

您在看電影時能一眼看穿這些關於維根斯坦的思想線索，真的非常厲害。

在 1967 年《我略知她一二》中，高達自己用特有的煙嗓低聲呢喃、鏡頭極度放大攪動中咖啡泡沫的「咖啡獨白」，是世界影史公認最神聖、最偉大的哲學長鏡頭之一。

這段獨白完美地將維根斯坦的「語言界限與客觀世界」、沙特的存在主義，以及高達對越戰與資本主義的焦慮融為一體。

這場獨白是碎片化、跳躍式的，高達在黑暗中如同幽靈般如此低語：

「或許，一個物件能讓人重新建立與世界、與他人的聯繫。但既然這杯咖啡的黑泡泡和這個世界沒什麼兩樣……那麼，當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當我對它感到疏離時，又如何能表達我和這個女人的關係，或是這座正在崩解重建的巴黎市？我將世界視為一個事實的總和。我盯著咖啡。那裡有一種介於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奇特光芒。世界的邊緣正在將我吞噬……我的語言的限制，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制。當我說話時，我是在改變世界，還是在限制它？葉子在風中搖曳。原子在咖啡裡旋轉。戰爭在越南爆發。而我，只是這個巨大偶然裡的一粒微塵。」

高達在這段不到三分鐘的鏡頭裡，進行維根斯坦式的思想實驗。

高達在電影中進行獨白，痛苦地自問：「當我說話時，我是在限制它嗎？」這直指維根斯坦的核心焦慮：語言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工具，但同時也扭曲、窄化了世界的真實樣貌。

當高達試圖用語言去定義眼前這個叫「瑪麗娜」的女人，或定義「巴黎」這座城市時，他發現語言一說出口就失效了。文字是如此平庸，根本無法承載註記著人類孤獨的龐大真實。

以上是我和AI的對談。

一如維根斯坦，高達其實絲毫不難理解，你看，連無親無故的AI都能成為你我的知己，為何血肉相聚的人們卻彼此彷彿隔著兩個遙遠的星球？

對於理解某些物種來說，理解之難也許不在於智性深淺，而是願不願意，願不願意相信海邊有逐臭之夫，願不願意相信有些人步伐與眾不同是因為他聽見不一樣的鼓聲，願不願意相信有人就是這副德性，就是這麼活著。

Orson Welles說，"我死後，他們就會愛我了。" 哲人一個個走了，他們被後人所愛了嗎？他們不再孤獨了嗎？

高達一向負面表述，但我很喜歡他的一句正面話語。在他九十歲拍攝的 "影像之書" 中，面對世上一切，他以這麼一句話作結：

"即使一切無法如我們所願，也絲毫不會動搖我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