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遠講的我完全認同。某種批評也許是對的，但是批評的姿態、心態也許才是重點。

人其實很難在語言中隱藏自己。一個驕傲的人，說兩句謙虛話語，其實還是能感受到表面文字背後的傲慢氣味。

反之亦然，一隻流浪狗恐怕也很難裝出高貴優雅的神情。許多時候，是這樣一股難以掩藏的氣味起了作用。

我常提我初次遇見維根斯坦時革命性的震撼，顛覆整個人生。如果我沒遇見他，人生肯定會完全不一樣，也許會好過一些，也許不會，不管會不會，人生肯定完全不一樣。

然而，這樣一個顛覆，不過就只因為我第一次打開他寫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一書的序言，讀到裡頭一句話，深受感動。他說，"我想寫一本好書，但是這樣的時光已經流逝"。一個人得有非凡的心靈，才有可能寫下這樣的句子，才有可能有此感嘆。

那天是我去到劍橋的第三天。兩天後，我在一個留學生的聚會上說了自己這個革命性的一刻。我彷彿成為一個嶄新的人，跟過去那個陳真從此一刀兩斷。

我相信支持鄭智化的那些人，特別是身障群體，肯定是因為這與自身權益息息相關，而不會去想著把這事給"政治化"。同樣地，批評他的人也不是在反對他指出社會環境裡對身障人士不友善的各種問題，而是批評他的態度，我不相信這個道理會很難懂。人的一張嘴，說出什麼事實或句子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後懷著的究竟是一種善意還是惡意，而這些往往是藏不住的，畢竟我們都不是白痴。

今天如果鄭智化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一個殘疾人士在大陸感受到的各種挫折，即便指出的是同樣的問題，相信人們對他不但不會批評，而且會大加讚賞。比如說如果他發文時是感謝機場工作人員對他的協助與體諒，但與此同時希望有關單位可以正視一些硬件上的不足，像機位太遠、上機時的落差，安檢過嚴等等，甚至如果他願意的話大陸都有各種渠道把市民意見傳達給政府，我相信如果他做了這些，每個人都會認同並支持。

我不是說要玩弄文字遊戲以討好輿論，我生平可能最痛恨的就是修辭和話術，我的意思是，一個人不管他寫什麼，背後的那顆心是藏不住的，你到底是真心想要讓這個社會更好，還是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甚至惡意在說話，明眼人不會看不出來。我在留言版上寫過不少批評大陸的事，我甚至諷刺過解放軍的不作為 (佩洛西竄訪台灣一事)，往往都寫得很難聽，但應該不會有人認為我是反中反華的混蛋，因為我並沒有絲毫惡意，相反地我把大陸視為自己的家，看到家裡的各種亂糟糟的事很難忍住不講。

鄭智化大我十六歲，這個年紀的人恐怕對大陸帶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你很難怪他。但問題是如果你對一個社會這麼唾棄，那你可以完全不要踏足中國大陸。你不能一面在大陸賺足了名利，一面卻又陰陽怪氣、趾高氣昂地數落它，甚至在回到台灣後還用如此不堪的方式貶低它 (他這句"文明與野蠻永遠沒法溝通"是回到台灣被採訪的時候講的，他有膽在大陸的媒體上這樣講嗎?)。

不幸的是，我認識的許多台灣人都是這樣德行，大陸管這叫作吃完飯就砸鍋，屬實沒出息到了極點。

有話直說

如果沒有錄影，鄭的貼文，直接傷害那幾位扶持他上飛機的工作人員與航空公司的聲譽。
如果沒有錄影，他不會回文道歉。
鄭說離門口太遠，那是他的問題，訂票時註記，一定安排在門口。或早點到跟機務人員說，門口有保留位。
他不會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每年到大陸一兩次旅遊，有家人坐輪椅，兩岸都一樣，照顧的很好，我一直心存感激。

輪椅太大，飛機走道過不去，必須到機門，換專用的小輪椅。
到機門，工作人員會問，能下來走幾步嗎? 簡單說不行，那就換小輪椅，換很簡單，站起來，扶旁邊的人，轉過身，移位。
我相信工作人員問過能走嗎?因為鄭帶著拄拐，而鄭說能。

關鍵是鄭沒想到25公分，對他的身體狀況是有難度的，他在工作人員幫助下狼狽上機，很尷尬心裡很火，所以才會有那貼文。

飛機與接駁走道之間，一定有高低差，但25公分是有點高，那是另一個故事，飛機因誤點或其他原因，正常走道被占用，必須調度升降機替代， 為了避免與飛機發生碰撞，規定必須保留足夠的間隙與高低差，哪裡都一樣。
相信以現在的科技應該可以解決。

單以這件事來看，機場沒問題，設施可改進，工作人員與航空公司沒問題。

四十年前剽竊我的文章、竟然直接拿去出書的龍應台，最喜歡講文明。她有篇文章，我沒讀過，不過我用屁股想也知道內容肯定又是在鬼扯什麼。那文章題目叫做 "請用文明說服我"，好像是寫給大陸領導人。

我不想浪費時間看她寫什麼，不過我猜應該就是在說：唉唷，你們共產黨好野蠻啊，文明多棒啊，你們怎麼不學學文明再來統一我們呢？你們大陸這麼野蠻，我們台灣，我們西方民主同盟，這麼文明，這麼優秀，咱倆哪說得上話啊？我他媽還跟你統一咧。請用文明說服我。

她寫的，肯定會比我的模擬轉述更噁心。

套用維根斯坦的想法，一句話不會只是一句話，而是一個世界。讓人反感的是這樣一種世界觀，這樣一種way of seeing。

我跟各位說，西方社會，包括英美及歐洲等國，他們在對待外來移民尤其是難民的方式上，那不僅僅是野蠻，而是慘絕人寰，根本不把你當人看。非我族類者，男人不是人，女人不是人，老人不是人，小孩更不是人，拆散骨肉，泯滅天倫，審訊刑求，千千萬萬的案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但是，龍應台們卻總是以西方代言人之姿進行訓話說："請用文明說服我！" 這叫做把大家當白痴。

四十幾年前，也就是1984年，我當時大學二年級，龍應台在國民黨媒體中國時報的吹捧下，帶起一股所謂 "龍應台風暴"，她的 "野火集"，幾乎每個腦殘學生人手一冊。

她當時的著名口號叫做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她說的中國人指的就是台灣人。當年她是大中國主義者。

龍應台要我們生氣什麼呢？生氣路燈不亮、地面不平等等這樣一些事。她說，文明的國民會去跟市政府養工處反應，請他們把馬路鋪平，換修路燈。

龍應台說，這才是文明的態度。她批評黨外群眾並不是去要求解決一個個問題，而是只會大罵國民黨。這是不對的，太不文明，太不理性了。

她還舉了個不文明的例子說，她有一次搭計程車，地面坑坑洞洞，司機一邊開車一邊罵娘，真的好不文明哦。龍應台說，更不文明的是，那位司機後來竟然罵起國民黨是貪污政黨。

龍應台聽了，感嘆搖頭，這樣的人民真的太不文明太不理性了。龍應台認為，那司機應該立刻打電話給市府有關單位，請他們來維修路面才對，怎麼是罵整個國民黨呢？太沒有理性了。

在國民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龍應台當年確實成為腦殘年輕人的偶像，認為她文筆好，敢言，有文明，有智慧，有理性。

這也是當年國民黨最喜歡鼓吹的所謂 "建設性的批評"，藉以醜化黨外群眾的 "非理性批評"，說黨外群眾只會謾罵抹黑大有為的政府。這樣一種區別，非常有效地醜化了黨外，把我們描述成一群穿拖鞋嚼檳榔滿口幹你娘的地痞流氓或雞鳴狗盜之徒。

當年國民黨情治單位不是在各大校園散播謠言說我和其他黨外人士例如張俊雄、戴振耀、黃昭輝等人經營私娼寮嗎？就是在這樣一種刻意營造的 "文明 vs.野蠻" 的主流氛圍下，針對黨外或任何異己有計畫性的醜化工程。

在龍應台的文明 "野火" 肆虐的當下，我寫了一篇幾千字的長文刊登在黨外雜誌上，題目叫做 "野火不大，火氣很大"，批評她的鬼話連篇。想不到被她拿去出書，收錄在一本 "野火集外集：龍應台風暴" 的書中。

我抗議說妳怎麼可以公然剽竊我的文章拿去出書？龍應台很大牌，請助理回應說，這不干她的事，請找出版社。

出版社回覆說，收錄我的文章是看得起我。人家是大作家龍應台，你陳真只是個大學生，你要對我們的抬舉表示感謝才對。

四十年來，我幾度用文明的方式請龍應台對於剽竊一事給個說法。但她不鳥我就是不鳥我。為什麼？因為我太文明了，而且沒有身份地位，影響不了她的利益，她當然不會鳥我。

四十年過去了，她還是在講那一套所謂文明，差別在於 "我們中國人" 不見了，變成 "你們中國人"，該生氣的項目也不一樣了，從生氣路燈不亮地面不平，現在是生氣整個大陸整個共產黨都很不文明。惟一不變的是西方，始終是文明的典範。

幾十年前有個讀者當面跟我說，她很喜歡我和龍應台，她說她覺得我的文章和龍應台很像。

我聽了很無言，只能啞巴吃黃蓮。我心裡想，我跟龍應台不只是文明與野蠻的差距，而是黑暗與光明的本質差別。她若是那光，我便是那黑暗。

我始終沒辦法對這樣一些悲劇無動於衷。我心頭上掛滿了故事，每當夜深人靜，往往悲從中來。今天，如果我的家人遇到這樣的意外，我如何可能還有活下來的力量？當聆聽者消失，語言、歌聲就再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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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帶小可愛去看醫生，候診時，她突然問我，生老病死，到頭來一場空，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我說，再美的花也會凋謝，難道花開花謝就失去了意義？

小可愛不滿意我的回答，我便不再理她。但我知道我活著的意義就是照顧好家人，至於我自己，什麼意義都無所謂。

他如果在西方國家也能有這種膽識，那我就佩服。在西方國家，恐怕會有完全不可思議的遭遇與下場，搞不好抓去密室審訊。

(續前)

我曾提過，范光棣在某個意義上支持文革，甚至當年還上西方電視為文革辯護。我想，他支持文革的某個原因之一，也許就是著眼於中國人面對西方的態度問題。

比方說，我雖然支持五四運動，很多人應該也知道，我從小深受胡適影響。胡適幼年曾經就住在我就讀的永福國小裏面，學校有棵樹就是他種的，學校辦公室裏頭有個胡適半身雕像，有個小房間叫做胡適文存，一整排書櫃擺放著胡適的相關手稿與資料。

當然，我也支持李敖。重點是，我對這一切人事物的支持，一如范光棣之支持文革，只是在某個意義上，而非全面無條件支持。

例如，我並不支持胡適及五四運動的一些西化主張。李敖曾有個名言，遭到殷海光的痛罵，因為李敖說，文明即梅毒 (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主張全盤西化。

李敖說，文明化就是西化。要西化就只能全盤西化，他認為取長捨短、做半套是行不通的；要文明就只能把文明的一切好的壞的統統帶進來。

這些西化主張，我全都不認同。范光棣之所以支持文革，恐怕也是出於類似的想法。我們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怕了，嚇尿了，因此以為西方的文化種種也全都如此高明而值得學習，甚至奉為圭臬，不敢有一絲不敬或懷疑。

反之，面對自己的文化種種與社會制度，往往一點小事就馬上能無限上綱到文明落後制度破產政權腐敗的高度。

郑智化这事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并且爆发了相当大的争论。批评他的人基本都缺乏对残障人士出行实际情况的了解及相关的同理心。
众所皆知，残障人士的出行设施在中国是属于应付任务，只要有就行了，而实际是否能够让残障人士使用，基本上都是地狱级难度。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人在为郑智化抱不平，认为他的发言很大的程度上替那些没有聚光灯照射的一般残障人士争取到了注视；而更多的人认为他诋毁深圳机场的安排。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认同跟理解郑智化的人，是少数有同理心，能够看到比较多的群体；而诋毁、谩骂、批斗郑智化的人，都是觉得他凭什么有特权的大多数中下阶层的人，当然更有一些厉害了我的国，批评我的国就是敌人的那种人。
有人做过统计，中国大陆有8700万残障人士，再加上因老或病而暂时丧失独自正常出行能力的一般人，这个数字将极其恐怖。只要家中有老年人，或者自己活得够久，迟早有一天要面对地狱般的残障人士出行设施。
所以我个人认为，批评郑智化是毫无道理的。就算是残障人士，肯定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自己照顾好自己，而不需要去麻烦他人。深圳机场安排人把郑智化抬上飞机，对于郑智化或者其他受到类似“服务”的人来说，这正是在公开告诉大家“我们非常照顾残障人士，给了特别的优待哦”。事实上，如果设施跟服务流程做到位，残障人士根本不需要这种“怜悯+施舍”的这类“优待“。
幸好，中国大陆还是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立场及类似的思维，否则祖国迟早走上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子的路线。
另外，这件事，中国大陆很多官媒的官方立场，都是站郑智化的，而这正是一个国家能否实事求是，不屈从于民粹，坚持往文明之路前进的一个面向。天佑中国。

【新華社記者調查，日本“和平”紀念館悄然轉向，企圖掩蓋侵略歷史】

【新華社／2025-12-13】

https://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20251213/d3b8ea452e0a4fe1b51114c9f5f9e90c/c.html



今年9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舉辦所謂“終戰”主題展覽，將戰爭起點界定為“1941年12月8日，日本與美國、英國交戰”，未出現任何關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表述。山邊批評道：“如果只從1941年講起，就變成了僅是美日之間的戰爭，而其實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才是更重要的部分。從‘明確是侵略戰爭’性質的層面來看，應該從九一八事變開始。”


……


回溯過往，山邊指出，與上個世紀90年代相比，日本展館在展示加害歷史方面出現了明顯倒退。近年來，受右翼勢力施壓，隨着各地展館陸續翻新，這些展館中關於日本加害歷史的展示整體呈現收縮趨勢。


更令人警惕的是，“美化特攻隊之類的肯定日本發動戰爭、美化侵略的敘事有所增加，這無異於是把日本發動的戰爭正當化。”他指出，這一變化折射出，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正在日本社會蔓延。關於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山邊認為，其一，日本政府在歷史認知上右傾化加劇，諸如設立國立公文書館等機構，對如何展示日本戰爭歷史産生了政策導向性影響；其二，隨着日本朝野右翼勢力整體增強，很多展館面對右翼團體施壓選擇了妥協。

小鬼子沒人性（14）：鬼子惟一聽懂的語言

陳真
2025.12.13.

請求鬼子道歉只是自我作賤，拳頭才是他惟一聽懂的語言。

我始終覺得，一直跟一個不但拒絕悔改而且毫無廉恥持續為惡的歹徒請求道歉，只是一種自我作賤。從來只有加害人請求原諒，絕沒有受害者不斷拜託加害者道歉悔改的道理。

事實擺明就是：小鬼子絕無可能道歉悔改。鬼子相信拳頭，不相信善惡，鬼子的字典裡沒有是非，沒有廉恥，只有輸贏和勝負。

受害者面對這樣的歹徒，唯有把他打爆一途，別無其他相處之道。就像麥克阿瑟說的：「對於日本這個民族，你越是打敗他，他越是願意為你奉獻一切！」

當你把他打爆，別說要他道歉，他自己就會主動跪著舔你喊你爺爺。小鬼子就是這樣一種民族。

反之，當他認為你弱小可欺時，他就會想方設法盡全力傷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