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的左翼歷史研究者，趙皓陽，所寫的宮崎駿電影《紅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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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如意。萬康

1.過年前在淘寶買了顧誠的《南明史》，最近一些事情讓我發現過去對大陸的精英整體評價過高，也許南明那一段歷史可以提供一點借鑑。

2.自80年代開放，無數中國精英以美國為師，做著美國式的發財夢，但中國和美國有著截然不同地緣條件，美國的財富是掠奪世界絕大部份人口的資源所累積下來的，中國不能學也沒法學，但過去一二十年中美緊密的經濟連結讓部份中國人以為這種情形可以無限持續下去，在劇烈的地緣動盪下仍然一廂情願，固執鄉愿。其實這一點台灣人應該要更清楚才對，80年代美國要壓抑日本於是扶持台韓，台灣才有之後的經濟快速發展，但幾十年下來地緣環境大改，台灣在美國的depp state眼中便只剩下「狗肉炸彈」(陳真的比喻)的基本任務。

3.如果中國在外交和經濟政策上真的走上飲鴆止渴的自殘自毀道路，我個人在投資投機上也會調整作法，以謀取個人最大私益，但不代表兩者(公益和個人短期私益)是同一回事，思考問題至少要簡單區別兩者，不要犯下美式經濟學的基本謬誤，自欺欺人。

有限反帝論

我記得是在21年到22年復讀的時候，我逛B站，經常能看到吹捧毛澤東和呼籲暴力對待企業主的言論。我選擇跑來香港念經濟金融，部分就是因爲我家裏有一點積纍，會對這種言論感到恐懼，但我又想改變些什麽。

選學校那年的暑假，我看到一個B站UP主盧麒元，和溫鐵軍關係和思想比較接近的。他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批評的很激烈，而且指出體制内很多人和金融强權（美國，我不想用帝國主義這種政治和感情色彩太明顯的詞，我嘗試用經濟角度理解），存在利益勾兌。他很崇敬毛澤東（我不大喜歡），但是提出的對現實問題的解決策略大多務實，也許他對毛澤東的崇敬源於他在香港受到的文化衝擊激發的防禦心理吧，我不知道。

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看法還挺樂觀，我比較悲觀，如今已大不同於十年之前。外部地緣政治帶來的供應鏈、市場和資源風險，人口危機的加速惡化，市場對權力制衡的信心受挫，高增長前景產業融資困難等等問題都很嚴重。僅僅作經濟上的權衡和調整甚至自我革命是不夠的，還需要政治上的高超智慧，或者説，預期管理，但目前這個班子表現出的水平，我不好説。

我有時看著經濟數據，不禁心想：國家怎麽會成這個樣子？中國經歷了和許多後發工業化國家一樣的被金融强權拱起資產泡沫后收割的命運，中國政府出手果斷沒有造成瞬間的金融崩盤和進一步收割，但是它似乎有著某種機會主義心態，對於自己危機處理措施造成的資產和分配結構問題好幾年裏缺乏足夠的認識，釀成現在年輕人日益怨憤激進的場面。

共產黨對我的家庭和故鄉都是有很大恩情的，所以太難聼的話我也不想說。説實在的，要按照很多内地人想的做到競爭性政黨制度甚至政黨輪替，我也不認爲
情況就當然會更好，很可能新政府做得還要更差。但即使後繼者做得不夠好，如果哪天這個政府落得被推翻的下場，我也會認爲這主要是它的責任，畢竟至少在某個（也許比現在更早的）歷史節點上，他應該有能力理解社會的需求並調配相應資源將問題解決在萌發狀態。

我按照某種經濟學的悖論來理解美國霸權的邪惡，或者用經濟學的角度，作爲世界經濟秩序主導者的違約和inefficiency。經濟學上有Jevons悖論的説法，意思是技術進步造成的單位資源利用/排放的降低可能會被總產量的相應提升而抵消，最終導致縂資源利用/排放的上升，舉例如汽車和塑料袋。我認爲美國也類似，在質上它并不比歷史上任意一個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的强權在道德上更殘酷，它作惡在量上的多是因爲它在全世界影響力更大。另一方面，他相對的善當然也不是處於什麽心理因素，而是因爲它目前汲取霸權所依賴的這個體系相對之前的體系更加講求人道精神和民族國家主權，作惡造成的高違約成本會構成某種約束。據説Johan Galtung分析美帝國的崩潰時用的就是交易成本角度的分析，我沒看過他的書和具體論述，不過和我所想的這個觀點應該共通。

類似地，我也不怎麽相信哪個國家的資本家或政客會更善良或更邪惡，我認爲這不適用於分析集體行爲。我認爲一個國家政治的相對良善，文化和價值觀帶來的對精英行爲動機的差異是相對有限的，更多的在於中下層民衆的思想和組織對他們造成的約束。當代國際社會的技術代差和對鎮壓行爲的容忍度已經相對為低，即使非常貧困的國家，如果民衆有足夠的自我意識，足夠團結，那强權就難以任意剝削。對於工業化國家的剝削，更是以軟性的、金融的、收割政治上幼稚的本土新生中產為主要手段。而辨別國家内部的代理人當然不能靠瑣碎的各種文化符號，而要靠對工業化經濟體中利益關係的認知，以及民衆的自組織能力。目前這個政黨的統治一方面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内阻止了來自金融强權更深刻的剝削，但另一方面也阻礙了民間的這種自我意識和組織能力。國民黨解嚴後島内食租者和外部金融强權的勾連以及對内部權力的鞏固固然可悲，但難道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左派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的圍剿在其中就沒有重要影響？

從來不存在一個和美國在經濟利益上完全隔離的中國共產黨，即使到了中美關係近乎劍拔弩張的今天，中國依然在不斷推出政策力圖吸引美資。啓發中國民衆對美國剝削工業化國家這套金融手段的警覺，實際上會衝擊共產黨既有的這套利益格局，衝擊很多有產者的食租利益。如果共產黨不先進行自我革命，那民衆自己會在内部激烈的階級矛盾中完成自我啓蒙，而且，在他們把矛頭對準美國之前，他們首先會把怨憤投向目前的執政黨。試圖把美資描繪成一種出於某種所謂的昂撒/猶太民族性而貪婪、單純起負面作用的反美敘事是站不穩的（甚至不少左翼會認爲這種敘事是反動的）。事實是，美資（在工業化國家）攫取利潤的模式和我們本土資本攫取利潤的（政治經濟）模式是有某種重合的，我們要看到這種重合之中有某種共同的不合理因素，并且要對這種不合理一視同仁的革除與警惕，不能因爲你是所謂的本土資本就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寬免（何況所謂的本土資本往往也和美國金融資本有間接的共同利益）。在内外一致而有力的政治經濟約束下，美資當然也可以發揮正面特色（比如高科技行業），起到補充作用。

我認爲習近平個人和這種内外相通的利益關係缺少勾連，在思想和立場上也貼近基層民衆，但他能否找到足夠的在這種關鍵政治問題上忠誠於人民利益而非只會溜鬚拍馬的庸才，并且在實行大範圍經濟改革以提振人口和創新兩方面基本面的同時維持企業家、專業人士與外資的信心，防止短期内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與外資套利，這個我持謹慎悲觀態度。另一個比較吊詭的點是，所謂統戰價值的存在在道德上雖然很有問題，但其實長期以來是符合共產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理性的。如果不對内部的政治自由足夠放開，市民社會的社會資本不夠豐裕，那麽出於道德感情貿然破壞這樣一種差序，反倒會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空間，於國家不利。我出於某種民族心理和對國際體系更公道仁慈的希望，是樂見中國能夠抗衡目前這個强權的，但是中國首先應該是解決本國基層居民的民生困境和提高精英的創新力。至於對第三世界，目前國際經濟體系有它一定的效用性，對窮國在援助和貸款的時候相對這個主流體系寬厚一些就行了，對外人過於仁善容易引發財政風險，也不是對本國國民負責的表現。

今年在国际间旅行半年时间，跑了十几个国家，亲眼看到的这世界，在英美国殖民体系下，那些正在遭遇苦难的人 。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无以为生，拖家带口在街头乞讨，两个难民小孩还不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在他们母亲边嬉笑打闹，他们的笑容让我心碎 。在曼谷街头，老白男携年轻的泰国女生同游十分常见，那些西方的人来泰国是为了追寻性跟毒品，在泰国，人的一切，都可以变成钱都可以交易。在伊朗，人民正在遭遇的长期经济困难跟不断恶化的治安。
更让我难受的是，这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苦难的源头在哪里，他们被英美的媒体洗脑，为刽子手唱赞歌。他们崇拜和仰望把他们推入地狱的人，这颠倒黑白的世界。

陳醫師：

我生命中經歷類似的啓蒙，大概是我在高二的時候看的一本叔本華雜文輯錄，裏面他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大意是凡夫熱衷於在概念中鑽營，而天才相信直覺。這句話對我十分重要，從今天回過頭去看，這句話的意義近乎於哥白尼革命，因爲「知識」背後往往有某種權力關係，無論是體制對個體還是個體對自然。人人本來有靠自己直覺創造性地看問題的能力，但是「教育」基本上是體制化、標準化的，一個有靈性的英雄好漢進去之後被百般折辱，能維持自信的還有幾人？中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裏面講到啓蒙思想家的時候會提到康德那句「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但如果不能「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恐怕還是只能鬼打墻而已。

不過叔本華有一個觀點我不太認同，那就是他認爲數學家的才能也只是一直玩弄概念的技術，算不得什麽。這方面我略有發言權，我的數學才能在常人之中尚可，但是面對一道不知道方法的數學題，我往往也只能一籌莫展無法自己找出解決的方法。也許，如果我們能完全直觀入微地理解每一個人的想法，我們會發現他們對於同一個數學式子或命題會有某些非常細小難以用一般方法表達的差異，儘管他們一般情況下會對這些式子或命題應用的「結果」是一樣的。如果沒有這種差異，那麽數學證明恐怕就可以完全交給電腦，數學教育中個人才幹也就沒有意義了。

我現在是念金融，但是以後準備搞經濟研究。數學、統計學、經濟學等方面的理論和方法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現實生活的實感。我準備靠經銷保險和作中學歷史/經濟課輔導來保持這種實感，經銷保險是因爲我想接觸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觀察他們在做嚴肅財務抉擇時的不同考量，輔導中學生社會科學（？）則是我希望有機會檢視我自己對社科概念的理解。我平時喜歡玩電子游戲(主要是歷史或模擬題材）不喜歡看書，主要是因爲書本裏面的知識太體制化了，游戲裏面的直觀内容大多豐富一點。很多中學生學文綜課程感到痛苦，爲什麽呢，因爲它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可感内容離得太遠了，本來中國内地的文科高考强調多背誦記憶，近些年對應用能力的考查加强之後，很多抽象思考能力或想象力不足的學生就沒法往上爬。我要是教書或輔導歷史經濟這些課程，我就得說，與其説是學生向我學習，不如説是我向學生學習，我腦子中的那些概念往往已經趨於僵化，要靠學生們的疑問來重新活化，和那些更加簡單直接的事實產生聯係，借此打破我自己的「所知障」。

蘇格拉底說哲學家每天都在練習死亡，因爲人在死亡之中才有最清明的感官。但我時常會想，我要是一點都不怕死，恐怕連時空感都不會有，遑論求取知識。兩天前我過馬路，走到馬路中間的隔離島和其他人一起等綠燈，我想著這麽個問題，對面的高樓的上下方位失去了意義，在目光中逐漸化出道道重影。綠燈鈴一響，我又從這種狀態中出離了，回歸和大家一起趕路的節律中——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想被車撞到。我個人沒什麽權力感，想到自己的死亡的時候多半感到輕鬆乃至喜悅，但有的時候我會發現自己還是有點力比多要在現實中實現。我曾經和朋友半開玩笑，我玩游戲時釋放的本能可能和貓抓老鼠來玩的本能差不多，也許搞學術的本能也是這樣。靈魂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就要選取某個具體的生命形式，如同學術要用某種具有相對確定意涵的術語，我多少想著，如果我生前死後可以是任何一種生命會怎樣，可我現在還是一副人的身體和感官。

中國人講陰陽，我理解中的陰陽用比較物理學的的話來説，就是高熵與低熵，有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定位在這一面，有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定義在另一面。不過既然在世間活著，總還是要在另一面找到補充或假托，乾的末爻是亢龍有悔，坤的末爻是龍戰于野，大概就是這樣一種智慧。概念的使用，尤其是在社會科學之中，也是類似的道理: 映射的現實對象被翦除過多概念會失去生命力，可是不作這種「省略」概念又缺少針對性。

好像扯得有點遠，回到關於思索本身的問題上，很多時候我與其説是思索，不如説是迷惑，先把問題樹在自己心頭，至於能不能解決那就只能「相信後人的智慧」，我探了一下牛的骨相，但我沒下刀。我要是有什麽真正深入的思索，往往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個和我的專業有關我準備寫論文在大學混口飯吃，第二個就是它涉及到了我的某種原初的創傷。我高考選的文科（考政治歷史地理），選擇題我的準確率還蠻高，但主觀題（乃至語文的作文部分）我的拿分就很難看了，因爲我本來就有點阿斯伯格不太容易熟悉考試答題的表述規範，再加上我有注意力缺陷，老師講怎麽答題我很多時候沒聽到。但是這些打擊我的成績的因素，恰恰是讓我當初選文科的因素：人群和語言，於我多難解。如果哪天我真的在人文社科中獲得某種很突出的學術，我要説這源自我這麽多年的苦苦掙扎，我本應以無所有爲自己的生命，卻不得不行於世界，以有為有，以得為得，以知為知。

証壹：

有一次鳳凰的記者問陳丹青怎麽看待傳統文化被商業侵入，陳丹青回答說中國人最大的信仰就是「去他媽的，活下去最要緊！」，並評論「這是中國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最好的地方」，語帶悲憫無奈。網絡上喜歡嘲笑河南人，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爲這種生存哲學在這片土地上尤爲流行。我並不歧視河南人，相反，我很同情他們，因爲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戰亂與飢饉在這片土地上尤爲肆虐，即使到當代，傷痕仍然難以彌合。那些最初推動社會改革的人往往自己是得不到益處的，在勇氣與公心之外，周遭的社會關係給予的「通路」與信心也很重要，對某些人來説，最可怕的并不是懲罰，而是無數個人的苦楚最終石沉大海、了無所獲。飽經禍亂摧殘的社會，連宗族這樣「反動」的社會結構也不能成長，一些在廣東浙江稀鬆平常并不需要多少勇氣與爭取來推動的改革，可能在甘肅河南就會變得很難。印度和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可能也有類似的地理與歷史成因。最近幾十年黃汎區農村基督新教變得十分盛行，雖然其中混雜不少不太正經的教派，但畢竟在社區公共事務方面填補了九十年代共產黨(新自由主義？)改革留下的真空，希望能給了無所依的鄉民一些安慰與信心。從某種意義上為公事出頭的人是很傻的，但如果有某種安慰與信心，大概會鼓舞更多的「傻子」，社會也會變得更好一些。

有時候我還會想，自己對中國人會不會太悲觀了點？之前寧陵數萬縣民為了學生自殺的懸案圍堵公家機關，有台灣網民做哏圖調侃河南人頂著政府壓力上街像黨外群衆，相形之下現在的台灣人基本上只會附從潮流網暴弱者，十分窩囊。被轉貼到崇洋反中的簡中sub，竟然也獲得許多點贊——可能是他們也稱嘆勇氣吧：
https://www.reddit.com/r/real_China_irl/comments/18v59zq/%E5%8F%8B%E7%8F%BE%E5%9C%A8%E7%9A%84%E4%BA%BA%E6%AD%A3%E7%BE%A9%E6%84%9F%E5%A4%AA%E5%B7%AE%E4%BA%86%E7%9B%BC%E9%BB%A8%E5%A4%96%E7%BE%A4%E7%9C%BE%E6%AD%B8/
（注：這類案件其實内地的公衆輿論很容易低估父母向政府卸責的可能，而且大部分上街者不直接打警察破壞公物也不至於被清算，哏圖作者的描述可能實際上想説黨外）

南方的風：

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本身并非什麽很荒謬的數字，甚至對於有相關知識的人來説并不會產生太多驚訝，七分之六這樣的傷亡比例在采納時就要非常謹慎。比如，東漢的益州是蜀漢的主要轄區，官方的人口數字從東漢中晚期的七百萬銳減到三國時約一百萬人，與當時中國整體的人口統計數字的減少比例相當（六千萬到八百萬左右）。學者多根據蜀漢政權的軍隊規模（約十萬）與財政供養要求以及漢末蜀地戰亂較少難民内附的事實質疑其真實性。元滅金的這個人口滅損比例也很值得懷疑，但是當時確實有很多非常慘烈的拉鋸圍殺，尤其是在城市（如北京，當時名爲中京），金國的轄區地勢也比較平坦，逃避戰亂和戶籍檢核都沒有那麽容易，我認爲一半的人口損失是并不讓人意外的。秦暉説的地方史志可以對官方的戶口統計數字作很好的補充，但是地方修史的傳統是宋以後逐步興盛的，更早的時期那些親證資料多見於文學作品，往往有修辭誇大的嫌疑。西方歷史上最爲慘烈的内戰之一是德意志三十年戰爭，死亡比例的折中估計是三分之一（六百萬比一千八百萬左右），但是至少在某些地方，軍隊直接造成的死亡遠低於饑荒瘟疫等次生傷亡，中國歷史上内戰時期死亡原因占比的估計也有類似情況。而對於漢末戰亂來説，葛劍雄的估計(三千萬，大概相當於東漢盛期一半）還算是保守的。


至於吾鄉所發生的傷及二十萬人的屠殺，并非是在土改，而是在二七到三七年（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時期），我的曾祖母就是二七或二八年作爲地方農會負責人被處決的。這些傷亡中絕大部分是由於國民黨右派及其附隨勢力對農村左翼勢力的清算報復，我覺得這不一定説明他們比共產黨殘忍，更多應該是因爲他們在我們縣的群衆基礎小太多了（我老家陽新縣是幾年前才摘帽的貧困縣）

撇開島內破事，最近兩則新聞讓我印象深刻。一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英語是有用的語言，棄學英語是不明智的。另一是普京回應俄羅斯平民遭鳥克蘭襲擊，表示反擊只打軍事目標，不會報復平民。我很贊賞這種從容、磊落的態度。也許有人認為這只是政治人物的場面話，但請對照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先進」的國家裡，哪個政府高官現在能公開對俄語作出同樣評論？西方陣營連這種”場面話”的自由都沒有了。

如今俄羅斯在戰場上是勝了，但我相信很長一段時間裡，局勢仍然非常險惡。西方陣營只要有機會，必然想盡辦法置俄羅斯於死地。而俄羅斯領導層在生死存亡時刻仍能有這種態度，讓我樂觀覺得這次由他們發起的國際反殖民霸權鬥爭，最終真有機會成事。

新聞來源：
1. 俄外長：棄學英語不明智
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40104/1056138455.html
2. 普京回應別爾哥羅德遭襲擊：將加大對烏境內軍事目標打擊，不會報復平民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1_02_721076.shtml

岛上缺少正常的民族主义，所以谈起民族历史身份问题来很别扭，这也没办法。
一个基本事实是:谭嗣同那时的中国人与我们的差别，比我们和美国人的差别要大多了。大清有大清的民族主义，民国有民国的民族主义，满蒙藏汉八旗制和五族共和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谭嗣同的君主立宪要是成功了，他未必会对孙中山有什么好脸色，如今承认他的历史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民族主义尚未构建完成的时候，试图以古老的华夷之辩，捏合当时一盘散沙的清朝人。在此之前，虽然满人汉人回族人都算清朝人，但若朝廷管不了，在现代没有到来之前，争抢生存资源相互厮杀是天经地义的事。
真正构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是抗日战争，更具体的说，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让从东北到漠北，从上海的大城市到西南的丛林里的人们，有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统战一词也由此而来）。很可惜，蒋介石在这次事件里是反派，倘若他能以更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里，台湾人如今的民族认同可能不会如此别扭，但这都是后话了。
一个真正能团结大多数人、正当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从反法西斯反殖民反侵略中诞生的，这必然要与民族仇杀划清界限，共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也由此而来。日本人至今也没有获得这种正当性，所以日本人对待他们民族的历史也很别扭，民族主义这种词更是提都不敢提。作为90年后的对照，哈马斯有一万个宗教民族上的理由可以把他们抓的以色列人质杀光，但他们也没有，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民族冲突最剧烈的地区，一个最佳的例子。

看了程成功的一些数据，我觉得非常片面，造成片面的最大可能是古代人口统计制度的数据来源者使然。古代人口统计工作是由豪族上报再由层层官员整理上承称为“上计”，此一制度传承甚久以至直到清朝许多人口依然以此法统计。而朝代更替时，因为新王朝往往对基层管理不到位，豪族则趁机因各种理由隐瞒人口，例如税务问题、知晓将有战争想避自身辖下被征兵、对新皇帝不满等原因。随着新王朝统治时间延长，对基层领导力也增强，故人口统计也就逐渐准确。《资治通鉴·卷212》曾纪载唐朝以宇文融清查户籍“凡得户八十余万”表明底层有隐匿人口达12%，而此次清查只是一小部分，尚无全面清查。又如宋初时由于前朝官吏多认定赵匡胤篡位夺权来位不正，故很多地方豪族并不配合上计，导致统计户籍数由后周262.6万减到宋初96.7万，直到宋朝势力稳定对地方控制力加强后扫荡了不满的分子，户数又快速恢复，并非“改朝换代有战乱导致人口少了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这种明显荒诞的解释 （本段多摘自维基百科）。我举得这个理由是非常合理的。
此外，对于秦晖，我个人之前是非常尊重，听过他的很多演讲，因为他的演讲往往有很多数据及举例，给人非常可信的感觉。但是后来听多了并深究一些后发现他的数据很多有问题，往往摘抄一些能够证明他已有主观结论的数据，而对于数据的准确性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所以后面再也不看他所讲的所写的东西。
还有，你所说的你老家50多万人的县，土改时死了20多万，这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土改的对象主要是地主，每个村庄地主所占比例不会超过人口的10%，否则这个地主也太小了，富农则只是重新分配土地，例如，我们村土改时有600多人，划为地主家庭的是8户人家，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我爷爷被判刑12年，然后发配到黑龙江开垦北大荒，就在刑满前不到一年因病在当地去世，也就葬在当地，我奶奶确实在土改期间批斗致死。我爸当时因年龄尚小，交由别人收养，几个伯伯已经10来岁，自己基本可以照顾自己。几年前我们把当时对我爷爷的判决详细案宗调出来过，有不少罪因是某些人出于报复而凭空而来。并找到了黑龙江当地关于我爷爷病逝的原因及当时的身体情况的描述，以及如何下葬都记载详细。所以你说你们那个县土改时死亡超过40%人口，那就是大屠杀了。从来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有在任何地方实行过大屠杀的情况。

To 成功,
你是对的。我也对华人群体没有什么好感，跟伪善的西方人比起来，各有千秋。我在骨子里可能是另一个谭嗣同。

中华文化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实主义或者实用主义。不论是西方或者中国共产党，都是用现实主义来形容中国。现实主义的特征就是，明明是黑白分明的事，也要根据利害关系，来给与不同的应对。你文章末尾所谓的“统战价值”是再正确不过的判断了，因为中国太多清醒的人也都有着相同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虽然起源于犹太人，后来发展为世界绝大多数人信仰的一神教体系跟思维，那种非黑即白的价值观，在很多地方都太武断，而且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天主教会因为圣经说太阳绕地球而去迫害证明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的哥白尼于伽利略，但最终科学还是证明了圣经的过时与错误）；但是一神教体系让人“知所敬畏”，而这正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欠缺的东西，所谓的“底线”。
虽然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没有底线，但西方世界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是有底线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西方朋友比较合得来，因为即使交情再深，他们的边界感很好，不会像我的华人朋友（尤其是台湾人或大陆内地人）一样去越过界线，去自以为是地给我一些所谓“为我好”的建议。西方朋友懂得尊重，那意味着，即使我要去做一件众人都认为的蠢事或无意义的事（例如参加巴勒网的静站），西方朋友会尊重我的选择，而不像华人朋友会劝我说那很危险没有意义不要去balabalab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