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国际间旅行半年时间，跑了十几个国家，亲眼看到的这世界，在英美国殖民体系下，那些正在遭遇苦难的人 。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无以为生，拖家带口在街头乞讨，两个难民小孩还不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在他们母亲边嬉笑打闹，他们的笑容让我心碎 。在曼谷街头，老白男携年轻的泰国女生同游十分常见，那些西方的人来泰国是为了追寻性跟毒品，在泰国，人的一切，都可以变成钱都可以交易。在伊朗，人民正在遭遇的长期经济困难跟不断恶化的治安。
更让我难受的是，这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苦难的源头在哪里，他们被英美的媒体洗脑，为刽子手唱赞歌。他们崇拜和仰望把他们推入地狱的人，这颠倒黑白的世界。

陳醫師：

我生命中經歷類似的啓蒙，大概是我在高二的時候看的一本叔本華雜文輯錄，裏面他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大意是凡夫熱衷於在概念中鑽營，而天才相信直覺。這句話對我十分重要，從今天回過頭去看，這句話的意義近乎於哥白尼革命，因爲「知識」背後往往有某種權力關係，無論是體制對個體還是個體對自然。人人本來有靠自己直覺創造性地看問題的能力，但是「教育」基本上是體制化、標準化的，一個有靈性的英雄好漢進去之後被百般折辱，能維持自信的還有幾人？中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裏面講到啓蒙思想家的時候會提到康德那句「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但如果不能「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恐怕還是只能鬼打墻而已。

不過叔本華有一個觀點我不太認同，那就是他認爲數學家的才能也只是一直玩弄概念的技術，算不得什麽。這方面我略有發言權，我的數學才能在常人之中尚可，但是面對一道不知道方法的數學題，我往往也只能一籌莫展無法自己找出解決的方法。也許，如果我們能完全直觀入微地理解每一個人的想法，我們會發現他們對於同一個數學式子或命題會有某些非常細小難以用一般方法表達的差異，儘管他們一般情況下會對這些式子或命題應用的「結果」是一樣的。如果沒有這種差異，那麽數學證明恐怕就可以完全交給電腦，數學教育中個人才幹也就沒有意義了。

我現在是念金融，但是以後準備搞經濟研究。數學、統計學、經濟學等方面的理論和方法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現實生活的實感。我準備靠經銷保險和作中學歷史/經濟課輔導來保持這種實感，經銷保險是因爲我想接觸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觀察他們在做嚴肅財務抉擇時的不同考量，輔導中學生社會科學（？）則是我希望有機會檢視我自己對社科概念的理解。我平時喜歡玩電子游戲(主要是歷史或模擬題材）不喜歡看書，主要是因爲書本裏面的知識太體制化了，游戲裏面的直觀内容大多豐富一點。很多中學生學文綜課程感到痛苦，爲什麽呢，因爲它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可感内容離得太遠了，本來中國内地的文科高考强調多背誦記憶，近些年對應用能力的考查加强之後，很多抽象思考能力或想象力不足的學生就沒法往上爬。我要是教書或輔導歷史經濟這些課程，我就得說，與其説是學生向我學習，不如説是我向學生學習，我腦子中的那些概念往往已經趨於僵化，要靠學生們的疑問來重新活化，和那些更加簡單直接的事實產生聯係，借此打破我自己的「所知障」。

蘇格拉底說哲學家每天都在練習死亡，因爲人在死亡之中才有最清明的感官。但我時常會想，我要是一點都不怕死，恐怕連時空感都不會有，遑論求取知識。兩天前我過馬路，走到馬路中間的隔離島和其他人一起等綠燈，我想著這麽個問題，對面的高樓的上下方位失去了意義，在目光中逐漸化出道道重影。綠燈鈴一響，我又從這種狀態中出離了，回歸和大家一起趕路的節律中——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想被車撞到。我個人沒什麽權力感，想到自己的死亡的時候多半感到輕鬆乃至喜悅，但有的時候我會發現自己還是有點力比多要在現實中實現。我曾經和朋友半開玩笑，我玩游戲時釋放的本能可能和貓抓老鼠來玩的本能差不多，也許搞學術的本能也是這樣。靈魂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就要選取某個具體的生命形式，如同學術要用某種具有相對確定意涵的術語，我多少想著，如果我生前死後可以是任何一種生命會怎樣，可我現在還是一副人的身體和感官。

中國人講陰陽，我理解中的陰陽用比較物理學的的話來説，就是高熵與低熵，有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定位在這一面，有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定義在另一面。不過既然在世間活著，總還是要在另一面找到補充或假托，乾的末爻是亢龍有悔，坤的末爻是龍戰于野，大概就是這樣一種智慧。概念的使用，尤其是在社會科學之中，也是類似的道理: 映射的現實對象被翦除過多概念會失去生命力，可是不作這種「省略」概念又缺少針對性。

好像扯得有點遠，回到關於思索本身的問題上，很多時候我與其説是思索，不如説是迷惑，先把問題樹在自己心頭，至於能不能解決那就只能「相信後人的智慧」，我探了一下牛的骨相，但我沒下刀。我要是有什麽真正深入的思索，往往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個和我的專業有關我準備寫論文在大學混口飯吃，第二個就是它涉及到了我的某種原初的創傷。我高考選的文科（考政治歷史地理），選擇題我的準確率還蠻高，但主觀題（乃至語文的作文部分）我的拿分就很難看了，因爲我本來就有點阿斯伯格不太容易熟悉考試答題的表述規範，再加上我有注意力缺陷，老師講怎麽答題我很多時候沒聽到。但是這些打擊我的成績的因素，恰恰是讓我當初選文科的因素：人群和語言，於我多難解。如果哪天我真的在人文社科中獲得某種很突出的學術，我要説這源自我這麽多年的苦苦掙扎，我本應以無所有爲自己的生命，卻不得不行於世界，以有為有，以得為得，以知為知。

証壹：

有一次鳳凰的記者問陳丹青怎麽看待傳統文化被商業侵入，陳丹青回答說中國人最大的信仰就是「去他媽的，活下去最要緊！」，並評論「這是中國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最好的地方」，語帶悲憫無奈。網絡上喜歡嘲笑河南人，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爲這種生存哲學在這片土地上尤爲流行。我並不歧視河南人，相反，我很同情他們，因爲我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戰亂與飢饉在這片土地上尤爲肆虐，即使到當代，傷痕仍然難以彌合。那些最初推動社會改革的人往往自己是得不到益處的，在勇氣與公心之外，周遭的社會關係給予的「通路」與信心也很重要，對某些人來説，最可怕的并不是懲罰，而是無數個人的苦楚最終石沉大海、了無所獲。飽經禍亂摧殘的社會，連宗族這樣「反動」的社會結構也不能成長，一些在廣東浙江稀鬆平常并不需要多少勇氣與爭取來推動的改革，可能在甘肅河南就會變得很難。印度和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可能也有類似的地理與歷史成因。最近幾十年黃汎區農村基督新教變得十分盛行，雖然其中混雜不少不太正經的教派，但畢竟在社區公共事務方面填補了九十年代共產黨(新自由主義？)改革留下的真空，希望能給了無所依的鄉民一些安慰與信心。從某種意義上為公事出頭的人是很傻的，但如果有某種安慰與信心，大概會鼓舞更多的「傻子」，社會也會變得更好一些。

有時候我還會想，自己對中國人會不會太悲觀了點？之前寧陵數萬縣民為了學生自殺的懸案圍堵公家機關，有台灣網民做哏圖調侃河南人頂著政府壓力上街像黨外群衆，相形之下現在的台灣人基本上只會附從潮流網暴弱者，十分窩囊。被轉貼到崇洋反中的簡中sub，竟然也獲得許多點贊——可能是他們也稱嘆勇氣吧：
https://www.reddit.com/r/real_China_irl/comments/18v59zq/%E5%8F%8B%E7%8F%BE%E5%9C%A8%E7%9A%84%E4%BA%BA%E6%AD%A3%E7%BE%A9%E6%84%9F%E5%A4%AA%E5%B7%AE%E4%BA%86%E7%9B%BC%E9%BB%A8%E5%A4%96%E7%BE%A4%E7%9C%BE%E6%AD%B8/
（注：這類案件其實内地的公衆輿論很容易低估父母向政府卸責的可能，而且大部分上街者不直接打警察破壞公物也不至於被清算，哏圖作者的描述可能實際上想説黨外）

南方的風：

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本身并非什麽很荒謬的數字，甚至對於有相關知識的人來説并不會產生太多驚訝，七分之六這樣的傷亡比例在采納時就要非常謹慎。比如，東漢的益州是蜀漢的主要轄區，官方的人口數字從東漢中晚期的七百萬銳減到三國時約一百萬人，與當時中國整體的人口統計數字的減少比例相當（六千萬到八百萬左右）。學者多根據蜀漢政權的軍隊規模（約十萬）與財政供養要求以及漢末蜀地戰亂較少難民内附的事實質疑其真實性。元滅金的這個人口滅損比例也很值得懷疑，但是當時確實有很多非常慘烈的拉鋸圍殺，尤其是在城市（如北京，當時名爲中京），金國的轄區地勢也比較平坦，逃避戰亂和戶籍檢核都沒有那麽容易，我認爲一半的人口損失是并不讓人意外的。秦暉説的地方史志可以對官方的戶口統計數字作很好的補充，但是地方修史的傳統是宋以後逐步興盛的，更早的時期那些親證資料多見於文學作品，往往有修辭誇大的嫌疑。西方歷史上最爲慘烈的内戰之一是德意志三十年戰爭，死亡比例的折中估計是三分之一（六百萬比一千八百萬左右），但是至少在某些地方，軍隊直接造成的死亡遠低於饑荒瘟疫等次生傷亡，中國歷史上内戰時期死亡原因占比的估計也有類似情況。而對於漢末戰亂來説，葛劍雄的估計(三千萬，大概相當於東漢盛期一半）還算是保守的。


至於吾鄉所發生的傷及二十萬人的屠殺，并非是在土改，而是在二七到三七年（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時期），我的曾祖母就是二七或二八年作爲地方農會負責人被處決的。這些傷亡中絕大部分是由於國民黨右派及其附隨勢力對農村左翼勢力的清算報復，我覺得這不一定説明他們比共產黨殘忍，更多應該是因爲他們在我們縣的群衆基礎小太多了（我老家陽新縣是幾年前才摘帽的貧困縣）

撇開島內破事，最近兩則新聞讓我印象深刻。一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英語是有用的語言，棄學英語是不明智的。另一是普京回應俄羅斯平民遭鳥克蘭襲擊，表示反擊只打軍事目標，不會報復平民。我很贊賞這種從容、磊落的態度。也許有人認為這只是政治人物的場面話，但請對照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先進」的國家裡，哪個政府高官現在能公開對俄語作出同樣評論？西方陣營連這種”場面話”的自由都沒有了。

如今俄羅斯在戰場上是勝了，但我相信很長一段時間裡，局勢仍然非常險惡。西方陣營只要有機會，必然想盡辦法置俄羅斯於死地。而俄羅斯領導層在生死存亡時刻仍能有這種態度，讓我樂觀覺得這次由他們發起的國際反殖民霸權鬥爭，最終真有機會成事。

新聞來源：
1. 俄外長：棄學英語不明智
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40104/1056138455.html
2. 普京回應別爾哥羅德遭襲擊：將加大對烏境內軍事目標打擊，不會報復平民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1_02_721076.shtml

岛上缺少正常的民族主义，所以谈起民族历史身份问题来很别扭，这也没办法。
一个基本事实是:谭嗣同那时的中国人与我们的差别，比我们和美国人的差别要大多了。大清有大清的民族主义，民国有民国的民族主义，满蒙藏汉八旗制和五族共和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谭嗣同的君主立宪要是成功了，他未必会对孙中山有什么好脸色，如今承认他的历史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他在民族主义尚未构建完成的时候，试图以古老的华夷之辩，捏合当时一盘散沙的清朝人。在此之前，虽然满人汉人回族人都算清朝人，但若朝廷管不了，在现代没有到来之前，争抢生存资源相互厮杀是天经地义的事。
真正构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是抗日战争，更具体的说，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让从东北到漠北，从上海的大城市到西南的丛林里的人们，有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统战一词也由此而来）。很可惜，蒋介石在这次事件里是反派，倘若他能以更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里，台湾人如今的民族认同可能不会如此别扭，但这都是后话了。
一个真正能团结大多数人、正当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从反法西斯反殖民反侵略中诞生的，这必然要与民族仇杀划清界限，共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也由此而来。日本人至今也没有获得这种正当性，所以日本人对待他们民族的历史也很别扭，民族主义这种词更是提都不敢提。作为90年后的对照，哈马斯有一万个宗教民族上的理由可以把他们抓的以色列人质杀光，但他们也没有，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民族冲突最剧烈的地区，一个最佳的例子。

看了程成功的一些数据，我觉得非常片面，造成片面的最大可能是古代人口统计制度的数据来源者使然。古代人口统计工作是由豪族上报再由层层官员整理上承称为“上计”，此一制度传承甚久以至直到清朝许多人口依然以此法统计。而朝代更替时，因为新王朝往往对基层管理不到位，豪族则趁机因各种理由隐瞒人口，例如税务问题、知晓将有战争想避自身辖下被征兵、对新皇帝不满等原因。随着新王朝统治时间延长，对基层领导力也增强，故人口统计也就逐渐准确。《资治通鉴·卷212》曾纪载唐朝以宇文融清查户籍“凡得户八十余万”表明底层有隐匿人口达12%，而此次清查只是一小部分，尚无全面清查。又如宋初时由于前朝官吏多认定赵匡胤篡位夺权来位不正，故很多地方豪族并不配合上计，导致统计户籍数由后周262.6万减到宋初96.7万，直到宋朝势力稳定对地方控制力加强后扫荡了不满的分子，户数又快速恢复，并非“改朝换代有战乱导致人口少了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这种明显荒诞的解释 （本段多摘自维基百科）。我举得这个理由是非常合理的。
此外，对于秦晖，我个人之前是非常尊重，听过他的很多演讲，因为他的演讲往往有很多数据及举例，给人非常可信的感觉。但是后来听多了并深究一些后发现他的数据很多有问题，往往摘抄一些能够证明他已有主观结论的数据，而对于数据的准确性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所以后面再也不看他所讲的所写的东西。
还有，你所说的你老家50多万人的县，土改时死了20多万，这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土改的对象主要是地主，每个村庄地主所占比例不会超过人口的10%，否则这个地主也太小了，富农则只是重新分配土地，例如，我们村土改时有600多人，划为地主家庭的是8户人家，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我爷爷被判刑12年，然后发配到黑龙江开垦北大荒，就在刑满前不到一年因病在当地去世，也就葬在当地，我奶奶确实在土改期间批斗致死。我爸当时因年龄尚小，交由别人收养，几个伯伯已经10来岁，自己基本可以照顾自己。几年前我们把当时对我爷爷的判决详细案宗调出来过，有不少罪因是某些人出于报复而凭空而来。并找到了黑龙江当地关于我爷爷病逝的原因及当时的身体情况的描述，以及如何下葬都记载详细。所以你说你们那个县土改时死亡超过40%人口，那就是大屠杀了。从来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有在任何地方实行过大屠杀的情况。

To 成功,
你是对的。我也对华人群体没有什么好感，跟伪善的西方人比起来，各有千秋。我在骨子里可能是另一个谭嗣同。

中华文化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实主义或者实用主义。不论是西方或者中国共产党，都是用现实主义来形容中国。现实主义的特征就是，明明是黑白分明的事，也要根据利害关系，来给与不同的应对。你文章末尾所谓的“统战价值”是再正确不过的判断了，因为中国太多清醒的人也都有着相同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虽然起源于犹太人，后来发展为世界绝大多数人信仰的一神教体系跟思维，那种非黑即白的价值观，在很多地方都太武断，而且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天主教会因为圣经说太阳绕地球而去迫害证明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的哥白尼于伽利略，但最终科学还是证明了圣经的过时与错误）；但是一神教体系让人“知所敬畏”，而这正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欠缺的东西，所谓的“底线”。
虽然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没有底线，但西方世界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是有底线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西方朋友比较合得来，因为即使交情再深，他们的边界感很好，不会像我的华人朋友（尤其是台湾人或大陆内地人）一样去越过界线，去自以为是地给我一些所谓“为我好”的建议。西方朋友懂得尊重，那意味着，即使我要去做一件众人都认为的蠢事或无意义的事（例如参加巴勒网的静站），西方朋友会尊重我的选择，而不像华人朋友会劝我说那很危险没有意义不要去balabalabala~

（注：程成功這個名字是我本名，我不習慣在實名論壇用匿名因爲覺得對對方不對等，但我小時候有經常被人笑這個名字，就用了我朋友的姓，成年後對自己名字的自卑淡化，就把這個名字改回來）

一些往事？（1/n）

有一個故事我經常和人講，是我初二的時候在一本所謂《曾國藩謀略大全》上讀到的，關於湘軍攻破天京時的大屠殺。雖然那本書大體是一本「成功學」著作，但還是引了不少文言文史料，如這段：

「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趙烈文《能靜居日記》）

我後來自己找資料看見了譚嗣同《北訪游學記》中的記載：

「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 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

他還講了同時期陝甘回變中的一件事：

「魏軍赴甘遇強回輒敗，適西寧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婦女，西寧鎮 鄧增至一旦盡殺之，悉括其衣服器皿。凡萬餘人雖數月小孩無一得免者……此等事無論何國皆無之，即土番野蠻亦尚不至此。」

事實上這些并非個案，在太平天國運動和陝甘回變中雙方都有大規模的針對平民的暴行，族繁不及備載，有一些講得比較細的文字，我不好意思貼進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兩者造成的平民死亡都不少於兩千萬。

譚嗣同在末尾發表這樣的議論：

「由此觀之，幸而中國兵之不強也。使如英、法，外國尚有遺種乎？故西人之壓制中國者，實上天仁愛之 心使然也，准回部之事已可鑒也。」

《仁學》中，他發表了更讓人瞠目的意見：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爲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多殺。敵軍被傷者，為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飢，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鳴空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十之五六，為至眾矣，而其未死者，必鑑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鬥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為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為敵，必無固志，且日 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圖之哉！」

當然，譚嗣同講這麽激進的話可能是因爲他對外國歷史瞭解不夠，當時還沒有八國聯軍，很多洋人軍隊的殘酷一面也沒有暴露出來（後來的一戰也戳破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幻夢），不過就算真的目睹這一切，恐怕譚嗣同也還是會强調中國人自己的苛酷。正如魯迅有言：「中國人一向是被同族屠戮、奴隸、敲略、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察，真教人覺得不似活在人間」。中共的美國研究權威，不少人眼中的「公知」資中筠則説過，古文裏面給她印象最深的主題是士子的憂患意識、反戰和反映民間疾苦：「中國幾千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戰亂不斷。所以文學作品中這方面的內容很多，而且很動人」。另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秦暉有一篇《何來如此深仇大恨》討論了對於中國歷史上周期性人口滅絕的政治因素，他的闡釋見仁見智，但是引用的《中國人口史》中對於改朝換代的人口損失比例的估計大概是准確的：元朝之前往往在一半以上，元之後下降到五分之一（這個數據已考慮到戰爭造成的戶口逃匿），即使考慮到這裏面有很多是源於戰爭派生的饑荒和瘟疫，那也是很驚人的。

我和別人講這些東西的時候，會觀察他們對這些史事的反應，尤其是我父母。我在期待他們表現出對自己民族的憤怒乃至仇恨麽？似乎不是，但我覺得憤怒和仇恨總比顢頇要好。我父母的反應可謂典型，他們是怎麽説的呢？

「自家人有什麽好記恨的，外人打你你記恨，我們打你你還記恨嗎？」

我只覺得可悲，甚至乎感覺這種態度多少有點可恥，想著「要是中國人這樣想中國還不如分家了好」，當然我知道分家也不會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廣東要是獨立了會渲染黃巢的屠殺，但很可能會對土客衝突中的傷亡淡化）。但是，我父母應該説總是比很多對日本幸災樂禍的網民要善良得多的，雖然他們也很恨日本，但至少他們在看到日本地震傷亡的時候會表示同情，我母親更是在安倍去世的時候非常難過，我還記得淚水在她眼眶裏打轉的樣子。

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但是他們對本民族的歷史問題采取了一種我沒辦法接受的思維和態度。
我常常打比方説我是「喪家之犬」，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爲這件事。

説句實話，我其實並沒有什麽憤怒的能力，我在喜歡的女孩子被她男朋友踐踏心意的時候憤怒過，這是因爲我覺得她是可貴的。但是在大多數時間裏，我并不覺得自己有多麽可貴，也不覺得其他的生命有多麽可貴。我也説不出譚嗣同那樣激進的話，但我認爲這恰恰説明他可貴的正義感——我還記得他那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如此的咒詛自己的祖國，卻沒人比他更愛中國人。

至於每年共產黨説什麽「勿忘歷史」，我就更覺得諷刺了，歷史那麽豐富，沒有什麽一定要大家記住的，這種話只不過是在推行一種權力結構而已。我自己和別人講這些歷史也不是因爲我希望他們記住，我只是想看到他們的態度。也許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仇恨和憤怒，而是疑惑吧，至於爲什麽而疑惑，我也不知道。

甚至還有更「精彩」的歷史，如果我們看一下國共兩黨對日軍戰俘、戰犯的處理，會發現其寬仁人道可謂世間少有，（考慮到中國當時物質的困難）更是遠超同時期的西方。我中學的時候一直覺得這是中國人良善的體現，後來發現不對勁：同時期的國共對本民族的政治性處決可是以百萬乃至於千萬計的，我老家一個五十萬人的縣，土地革命的時候就死了二十萬人，其中很多源於國民黨右派及其附隨實力的屠殺。再到後來的相對和平的年代，比方説林昭，她有什麽滔天大錯？先是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然後是死刑。撫順的那些戰犯呢？本來他們戰犯自己預測按照戰後一般的審批原則，一千來個戰犯裏會有大概十分之一被處決，結果就連一個無期徒刑也沒有，絕大部分罪大惡極的人也就是被判了二十年！這些改造過程都是記錄在共產黨自己的文獻裏的：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5/0819/c85037-27486283.html

説實話我到現在看到這段歷史還是會本能地感動，可是同時期中國的百姓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他媽的林昭做了什麽要和那幫戰犯一個刑罰？據説西方人看到孔融讓梨的故事往往會有這樣的疑惑：他行爲的一致性在哪裏呢？我看到國共兩黨的做法時也會有這樣的疑惑，我想的話，他們對日軍戰俘戰犯的優待恐怕不是因爲有什麽道德感，而是因爲某種極度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我并不認爲這是因爲共產黨歧視中國人或者媚外，我相信共產黨的這些所謂的「歧視」對國家本身是有益的。就比如這些日本戰犯回去後絕大部分一生親華親共，無論是在民間，還是政界（他們對自民黨有相當影響力），都對當時的中日關係起到了很正面的影響。我自己認爲，問題恐怕是在於，因爲歷史、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國人的社會資本太低了，或者説，對各自的境遇（相對）缺少瞭解與共鳴。譬如直到今日，洋人在中國内地還是有種種優待，以至於我們的港澳臺同胞也與有榮焉，不亞於香港這樣一個殖民地社會。這種東西絕不是我抹黑或者反對派的污衊，而是幾十年來的一貫事實，比如留學生政策，比如去年上海封城時的「愛丁堡」（其實外國人在封控期間的特權遠遠不止在上海一座城市）。那些封控期間給洋人網開一面的管理者真的崇洋麽？恐怕不是，只是他們知道洋人能閙。近幾年内地的網絡上有一個詞叫「統戰價值」，大概就是這麽一回事。

鬧劇結束，轉貼2則，隨想1則

1、
如果中国对夏威夷军售，华盛顿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呢？

丹麦学者、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TTF）创始人，扬·奥伯格。https://youtu.be/Z2yIXghWhkA?si=jk_VaMCkmmI8QEMz

视频中有几处翻译纰漏如下
02:28 cannot live without somebody who is different,
应为“必须树立与之争锋相对的”

03:00 or $1.5 billion over five years
应为“在 5 年内投入 15 亿美元”

05:38 Either-Or thinking
05:43 not Both-And

10:22 to the United States, $5 billion a year,
应为“每年50亿美元军援”

13:48 And it's very clear in the communiqué
应为“这在《中美联合公报》中非常清楚了”

15:20 But von der Leyen obviously being more or less
应为“但很明显 冯德莱恩已经沦落为”

2、
寓言故事

農場主人死前問兒子：
「豬抱怨飼料太差，牛抱怨活太重，雞鴨抱怨窩太髒，怎麼辦？」

兒子說：
「餵好飼料，幹活輕點，清理雞窩鴨窩。」

農場主人搖搖頭說：
「你啥都別做，給它們選票，讓它們選擇你或你媳婦管它們，讓它們以為這個家是它們做主。」

3、
錄音比錄影方便許多
為什麼錄音只公布兩段?影片卻有37部?
為什麼錄音的內容沒有涉及圍標、利益輸送等不法情事?

因為藏鏡人的目的僅僅是讓羅選不上
而不是讓民進黨下架

藏鏡人是誰?
藏鏡人才是影響這次選舉最大的黑手
黑手很有節制
精準調控這次選舉的結果

這是貼在巴勒網那邊的:

https://palinfo.habago.org/action/國際刑事法庭有用嗎/

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分類張貼。所有議題幾乎都是一體的，屬於一個概念家族。

就概念上來講，應該沒有一個概念是獨立存在的，它總會在枝枝節節上和其他概念產生關聯，從而屬於一個家族，就像編織一個蜘蛛網一樣。

維根斯坦說，"告訴我你使用什麼方法，我就能告訴你將得到何種結果"。

這我也會。我不用看八字，不用看CV，我只要聽一個人講上幾句話，大概就能知道他的整個認知世界。

一個蜘蛛網不管多複雜，基本上不過就是一個網，裡頭的蜘蛛絲再怎麼錯綜複雜盤根錯節，依然有著某種 "文法" 在裡頭。抓住了一個 "句子"，抓住了它的深層文法，事實上也就抓住了一套 "語言"。文法不同，語言也就不一樣。

以巴問題就像庖丁解牛那把殺牛刀，精準地砍在重要的關節上，於是世界彷彿分成兩半，壁壘分明：我們vs.他們。你能清楚看到誰跟你屬於同一個蜘蛛網。